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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1/2009 “命”与“势”中国古典思想中有这样两个重要概念：
“命”：最具哲学意义者不是其“命令”或“寿命”义，而是“命定”义，即，先天意义上的限定（“天命”）。
“势”：此即后天意义上的限定（“时势”）。
“命”是超人力所造成的格局之限，而“势”则是人为所形成的时局之限。如，你对一位女孩生成一份纯粹的爱，倘若你自己恰好也生为女儿身（不讨论对方也是“同性恋”的情况），那就是“命”；倘若对方已经婚嫁，那就是“势”了。
“命”无可论，“势”犹可变。（当然，切莫理解成我在鼓励人们做“第三者”……）
儒家实践的“仁”与“义”，便正是在同“势”这个概念相对立的意义上，方能获得准确把握（今人蒋庆、于丹之流不知此义而各自妄谈儒学，可叹奈何）。当然，也有部分的激进儒者（譬如，王荆公），连“命”也一并视作主体性实践激进突破的对象。
因生命的困顿、腹中痴恨，而于此处记几笔。“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是啊，云胡不喜？
28/01/2009 《贺世存兄四十寿》余世存兄在牛年新春迎来四十岁生辰，特以此诗寄赠。
贺世存兄四十寿
吴冠军
世言漫漫九千尘，
但有斯人道未沉。
雾岳缠花岩下室， 烟川叠翠劫余身。 疏星击楫陶元亮， 皓月观书郑子真。
衮衮大儒文速烂， 随州记浩气留存。
陶元亮：《晋书·陶潜传》：“以（潜）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义熙二年，解印去县。” 郑子真：《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谷口有郑子真……成帝时，元舅大将军王凤以礼聘子真，子真遂不诎而终。”《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十下汉中士女》：“郑子真，褒中人也。玄静守道，履至德之行。”
26/01/2009 “也将欢喜也将嗔”农历年的第一天，转友人的一首小令：
浣溪沙·游仙
作者：王五
又过潇湘碧水深，
乍闻横笛月黄昏， 也将欢喜也将嗔。 去岁樽前花底事， 今宵湖海转蓬身， 一声春梦了无痕。 此词颇得晏元献之神韵，甚喜之；并且大晏最多写出“一声春梦了无痕”，可不敢写出“也将欢喜也将嗔”这样的句子。
23/01/2009 吴冠军：《政治，与政治理论》政治，与政治理论
——以及，萨拜因、施特劳斯在中国 作者：吴冠军
近日，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在国内重译出版（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在晚近数年大陆学界持续不灭的“施特劳斯热”之高温状态中，萨氏此著的重新翻译，本身便具有了“政治”之维。这并不是说，该书自身就如同出版商印在其“最新修订版、全新中译本”封面上之宣传语所称，乃是一部“深邃睿智的政治理论圣经，畅销70年的大学经典”。在今天，“政治理论”的每一个严肃研究者，相信均不会将这本书奉为“深邃睿智的圣经”（而至于市场上的“畅销”程度，更是与著作本身的学术分量丝毫无关）；但一本学术著作并非一定要先成为高高在上的“圣经”，才具有被认真翻译、认真引介、认真阅读的价值。 “政治”的问题，在根本上始终围绕着“统治－服从”这条关系链而展开：怎样的一种人与人彼此共同生活的结构与安排，是值得服从的（正当而可欲的秩序）？人永远是政治性的动物，正是因为作为“说话的存在”（speaking beings），每个人，都潜在地会对自身被“抛入”其内的“统治－服从”这一套既定“安排”提出异议。确然，语言会制造“服从”（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说”人；如拉康所说，语言形成一套自我总体化-封闭化的符号性秩序；如福柯所说，语言“规训”生命服从于既定的话语秩序……），但作为“说话的存在”的人们，恰恰也能够在语言中表达“不服从”，在语言中开创彻底越出当下现实世界之意识形态坐标的全新的开端（Beginning）。
在存在论的层面上，每一个人，都先天地是当下实定秩序内部的一个深渊性缺口，都结构性地指向了一个“不服从”的可能。而正是由于这些“说话的存在”的“言说行动”，“统治－服从”的关系链，便总是处于一种永无法全然闭合的状态，无法达致一个总体性的“固化”。正是由于这种在存在论的层面上永远不可能彻底终绝的“处士横议”，政治的理论或政治的话语，便在以下两个对抗性的向度上产生了出来、并因而生生不息：每一种理论或话语，皆旨在（1）批判现实已有的（诸种）政治安排（“不服从”），和/或，（2）正面论证某一套政治结构的正当性（“服从”）。也正是由于人类社会-政治结构的这种存在论层面上的敞开性，一如萨拜因所言，“政治理论与政治本身一样，都是无尽头的，因此政治理论史也不会有终结性的一章。”
因其以追寻正当秩序为根本指向，生成于那存在论层面之敞开性的“政治”，在实践层面上便结构性地是一种激进的斗争：“政治”产生于现实与正当之间的结构性缺口，不管它——作为斗争的“政治”——表现为广场上的公共行动，抑或是书房里的话语实践。“政者，正也。”对于中国古典思想而言，“政”根本上即是“正”的实践，正自己，正天下，换言之，只对“天下有道”的秩序进行服从。这种“正”的实践之所以是“无尽头的”，乃是因为，这个最终极意义上的“道”（终极意义上正当而可欲的秩序），是人的符号性秩序所永远不可能企及的，是永远无法被彻底“言说”出来的（回想一下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人的“言说”，能够开创出前-所-未-有的全新的政治格局，然而却无法在存在论层面上开创出“道”（“道法自-然”，“[人]希言自-然”）；换言之，人无法一劳永逸地在语言中构建出终极意义上的正当秩序，除非将人设定到一个“全能主宰”的位置上（即人能说“上帝之言”）。因此，一切的政治理论或政治话语，都不可能阐述出（在语言中构建出）一种在存在论的层面上不再可以被批判的政治结构，是故，“政治理论史也不会有终结性的一章”。
萨拜因在《政治学说史》这本他的毕生大著之《序言》中写道：“如果说人类历史的发展存在着一个遥远且神圣的目的地的话，本书作者也不会谎称对之有所了解。”然而，在政治史以及政治理论史的论域中，我们所遭遇到的一个顽固症结便恰恰是：就是有不少人，自称对这样的一个“神圣目的地”有所了解。晚近在英语与汉语学术世界中皆备受追崇的一位著名“说谎者”，便是已被奉为“路标”式思想教父的利奥•施特劳斯。
复兴柏拉图主义“古典政治哲学”，对于施特劳斯不仅是一个学术主张，而且本身即是一个政治主张：在施特劳斯学派中，“古典政治哲学”绝不只是一个政治理论，而是被直接看作是“纯然正当之生活方式”。用施氏本人的话说，“纯然正当之生活方式，便是哲学式的生活。柏拉图最终直接根据这一事实来定义自然正当，纯然正义的生活，惟有是哲人的生活”。施特劳斯批判被各种“公众教条”拖入“诸神之争”的现代社会，即为了正面论证作为一套社会-政治结构的“古典政治哲学”的正当性（这个正当性便是所谓的“自然正当”）。施氏的政治主张便是：摆脱现代性的“狂热的蒙昧主义”，进入符合“自然正当”的“普遍的真理王国”——即，全面服从（柏拉图主义）“哲人王”的统治。当然，在这样的作为“真理”的政治主张于现实世界全面大行其道之前，作为掌握“真理”的“政治哲人”出于明哲保身，便不得不以“高贵的谎言”来应对“粗俗者”——“公众教条”支配下的民众——的“迫害”。于是，“说谎”，对于施特劳斯学派而言，乃是一项“写作艺术”（尽管中国的“施特劳斯传人”动辄以数万言篇幅极尽玄奥地阐释“政治哲人”高贵的谎言写作，其实施特劳斯主义“写作艺术”的内中“理路”，本身一点也不“玄微奥妙”）。
比较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史》与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我们不难发现，前者在推演、展开各种政治理论之自身内在逻辑上，功力明显要强于后者；但缺点则是，全书弥漫着该学派自身强烈的“价值”视角，因为写作者们自信对“纯然正当之生活方式”——“一个遥远且神圣的目的地”——有所了解。萨拜因则紧守“休谟在批判自然法过程中得出的各项结论”，即努力避免作出那种将逻辑的推论、有关事实的宣称、价值评判混为一谈的论述。因此，在政治理论史的写作上，萨拜因是谦谨的（因而，“粗”、“俗”），施特劳斯是傲慢的（因而，“高”、“贵”）。萨拜因绝不可能有信心宣称自己掌握有所谓的“言外之意阅读法”（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能够“隐微阅读”出过往思想家写作中的“微言大义”。反过来说，萨拜因“说谎”的吹牛皮本领远不如施特劳斯学派，诸如“尼采的微言大义”之类的文章萨氏是写不出来的。也正是因为萨氏不精于吹牛皮，他的谦谨著述始终不会被摆上思想教父的位置，始终不会成为“路标”。由此也可推知，萨拜因在当代中国学界很难走红，尽管他的《政治学说史》被浅薄同时精明的出版商吹嘘成了“深邃睿智的政治理论圣经”（在中国学术氛围中，吹牛皮的“写作艺术”看来并不难学）。
认教父以壮己声；作谎言以全己身。在“施特劳斯热”如此甚嚣尘上的晚近大陆学界，不具备“走红基因”的萨拜因却被严谨认真地重译，这，本身即是一个政治的行动。这部中译本的《政治学说史》不是“高贵”的“圣经”，它是一个“低昂”的不服从——
对柏拉图主义-施特劳斯主义话语统治的不服从；亦是，对当下中国学术写作之“潜规则”（拜思想“教父”、吹“高贵”牛皮、搞“微言大义”、立山头“路标”……）的不服从。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星期六
（本文论题在学理上的进一步展开，请参见吴冠军《爱与死的幽灵学——意识形态批判六论》导论、第一、四、五章，吉林出版集团，2008）
 19/01/2009 杨慎、白露嘉：《月渚香浮》从友人博客上听到一首推荐的曲子，很喜欢。几年前也曾作过填词献声加后期制作的事情，亦曾乐在其中，但之后伊人在千里之外，遂无心歌唱。听到这首《月渚香浮》，唤起了很多的回忆……
歌名：月渚香浮
歌词：[明]杨慎/白露嘉 作曲：Toshiro Masuda 玉缀苔枝开
香冷竹斋 疏影斜栽 云水共徘徊 歌残《水调》沉珠明月浦
舞破山香碎玉凌风台 错恨高楼《三弄》叫云笛 无奈二十四番花信催 霜苞映月白
花飞自在 翾翾逐风 常入君怀 曲咽香雪海 [白]
玄冬小春十月微阳回
绿萼梅蕊早傍南枝开 折赠未寄陆凯陇头去 相思忽到卢仝窗下来 演唱：清风明月
能听出后期制作细节上的几处缺陷，不由想起当年迷恋此道时的岁月，一个作品反复修改，耗时累日，亦乐在其中。恍惚之间，已多少年……
12/01/2009 《吴歌》吴歌
吴冠军
一杯淡酒，数句醉诗，赠友。
蛟龙路断望潮楼，满目章台沐冠猴。
名士言长天自晚，野人语罢水空流。 铿锵有恨醉前口，凝润无声醒后眸。 数曲吴歌芳树下，竹林宦海不同游。 章台：秦宫中台名。《战国策·楚策一》：“今乃欲西面而事秦，诸侯莫不南面而朝于章台之下矣。” 鲍彪注：“秦台，在咸阳 。”
11/01/2009 《竹林寄友》竹林寄友
吴冠军
易醉人怀一段愁，清觞点点碧竹幽。
东堂明主虽然弃，北首寒梅亦未休。 向有豪情读青史，更无鼠色避沧州。 莫忧明日身何处，好景从来伴客游。 东堂：东厢的殿堂或厅堂，古时多指皇宫或官舍。《尚书·顾命》：“一人冕执刘，立于东堂；一人冕执鉞，立于西堂。”
明主：此韩非之语也，以反儒家之“仁主”。《韩非子·问辩》：“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若其无法令而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责其实，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此所以无辩之故也。”
10/01/2009 《爱与死的幽灵学》荣获“第二届双年度后天学术奖”07/01/2009 纪念曹中军博士在上一个日志后，很感谢朋友们的热心关注，尤其感谢L君的捐助与愿意分担翻译工作。墨尔本的朋友这几天紧张工作，并建了一个专门的网站，在那里我们会陆续放上关于该事件的各类资料：
2008年1月22日晚，在维多利亚大学工作的华人学者，曹中军博士，在回家途中被一群歹徒无故伤害致死。法庭于2008年12月22日对这群暴徒中的两人做出了非常轻微的审判。曹博士家属和不少墨尔本华人对这样的结果感到非常惊讶和愤慨，一致认为，这个审判结果是不公正的，对罪犯的维护是违反司法公正的。如果一个人可以随意杀人而不受惩罚，并且被司法过程所纵容，那么社会将不再有安全感。
为伸张正义，维护良好的社会环境，我们决定发起征集请愿签名活动，共同要求维州司法部支持受害人家属的上诉和对相关人员的投诉。我们相信，只有对犯罪行为做出合理的惩罚，才能让社会的大多数人感到安全。我们目前殷切希望，对维多利亚刑事诉讼比较熟悉的律师或者专家为我们提供一些咨询。如果有朋友认识这方面的人，请帮助推荐。
 02/01/2009 “丑陋”的中国人？澳大利亚这个最富有多元文化和平相处经验的社会，却仍同样地，需要公民们政治性的批判实践。2008年初维多利亚大学的一位华裔学者（系Monash大学博士毕业），在回家路上被一群暴徒无故群殴致死，施暴手法极端残忍。一个学术生命就如此被残忍剥夺，留下妻女面对永远的噩梦。这位41岁学者的母亲，一位在乡间传教几十年的虔诚的基督教徒，在此事件后精神信念的彻底崩溃（夜夜祈祷问上帝为什么死的是她儿子而不是她自己）。在儿子遇难八个月后，她在痛彻心肺的精神苦难中因心脏衰竭而辞世。12月22日其中两名案犯的审判结果下来，均只判了三年以下的徒刑。12月31日，2008年的最后一天晚上，吾友北大经济学博士周海欧给我电话，商议联合各位墨尔本侨领与华人社团领袖，一起成立一个维-权组织。在海欧兄极高效率的组织能力下，2009年的第2天下午，近十位墨尔本华侨社团领袖便齐齐赶到了Monash大学文科楼五楼的会议室。整整三个半小时的讨论，我竟然成了实际上发言最少的一个——因为，整个发言实在太激烈了！
除了我和海欧兄之外，远道赶来的这些领袖，有经商的、有从政的、有学法律的、有搞旅游的、也有开店面做小生意的，最年轻的也将近四十，而最年长的刘老先生，已八十开外。一句“公义所在，义不容辞”，使得这些大忙人在新年的第二天，都很准时地赶到地处偏郊的Monash Clayton校区，为素不相识者的遇难而激昂地出计出力。大家见面后几乎没有什么客套或场面话，三两句“新年好”后就直奔主题。在讨论中八十一岁的刘老先生，好几次拍案而起；一个颤巍巍的佝偻身躯里，竟涵泳着如此硬朗的伟岸。而一位私营业主，在讨论陷入意见纷争时（有认为应尽快召集签名、给法官施压，有认为签名可缓、动员媒体应先行）转而对海欧兄说，“这事情得召集一些青年朋友立即实干起来，我不知道会涉及多少费用，先给你一千澳元拿着”。小小的会场上立即一片自发的响亮掌声。
在今天国内的学术界里，听了太多所谓“国情论”者的论调——中国不能民主，中国人的“丑陋”会使得天下大乱。而现实的另一面，中国社会中正直的“维-权”人士，弄得像黑社会一样见不得“光”，并随时精神上作着豁出身家性命的准备。在民主的政治文化下（这些华侨在澳大利亚大都数十年了，刘老先生在澳已七十多年），我分明看到的是理直气壮的挺身而出，为了公义之所在，各界人士牺牲自己时间与精力，聚集在一起群策群力。中国几千年不散的“匹夫肩负天下之责”的血液，当离开同样几千年不散的专制“钳口”统治后，将是怎样的脉搏勃发？！这个下午，我仿佛亲身进入史书，体验到那一幕一百年前的风景：最早凝聚起“辛亥”那批志士的各个“会”、“同盟”，纷纷均是在华侨群体中自发组织起来。“黄花岗”赴义前贤的中坚力量，大多是海外华侨。千百年来，中国人的英气，每每受制度性力量的整洗压逼，“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谁不低头谁就先死。泛黄的历史旧照片中，面对饿死几千万人的政策挺身站出来敢说敢言的彭大元帅，那颗如此英勇气概的头颅硬是被按到地上……这种制度性的专制力量一旦被搬走挪去，中国人血液中的这份英气，得以生机昂扬地勃然而发，这，将会是怎样一副光景？我眼前八十一岁的老华侨陈老先生，就是一位依然——泰然——扛着头颅拍案而起的大丈夫。
深夜走笔至此，不由记起昨日在友人旧诗集中读到的这样一首悼念“黄花岗”志士林公觉民的诗：
本是痴情风月客，身逢乱世欲何如。
烽烟不忍独身善，血泪空余与妻书。 风卷梧桐一半死，夜分连理两魂孤。 若留灵魄窥天下，如此人间今悔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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