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写完了四万多字（加上注释则超过五万字）的《作为死亡驱力的爱——一个（自我）精神分析笔记》，才意识到，2007年，即将过去。

 

 

 

 

 

 

圣诞苦笑：

 

 

 

4小时排队无法入场、遗失录音笔、手臂被烫伤、看了两部超低俗弱智的好莱坞电影、吃个罐头还把手指割得鲜血淋漓……

 

 

 

（唯一“收获”的，也许是体重）

 

 

 

 

 

 

读了姚选民先生的评论文章（《“我不跟你玩了！”——读吴冠军先生短文〈世界的黑夜〉》）后，心里是欣喜的，因为姚先生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我的意识形态分析仅重视意识形态批判，而建构性的部分不足，“吴先生对意识形态对现实的正当性赋予作用的揭露却是浅尝辄止”。

 

 

姚先生进一步写道：

 

 

 

这个正当性论述的视角，乃是由从卢梭中经韦伯到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所开启，我对此也曾作过长论（具体分析请见吴冠军：《正当性与合法性之三叉路口——韦伯，哈贝马斯，凯尔森与施米特》，载许章润编：《清华法学》（第五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页46-94；或http://www.chinese-thought.org/zwsx/004544.htm）。姚先生的分析，在理论资源上显然是追随了哈贝马斯的正当性论证之路径。

 

我承认，哈贝马斯的正当性论述是相当令人振奋的。哈贝马斯的“正当性”概念比罗尔斯的“正义”概念更激进之处在于，相对于罗氏对正义（作为公平的正义）那一次性完成的哲学论证，在哈贝马斯这里，正当性的公共论证并非一劳永逸的。因为正当性的公共辩谈与论证依赖于参与程度、学校教育以及信息精确程度等外部不确定因素，以及各个个体参与者的思想状况这一内在不确定因素，全体公民的辩谈结果也并不可能达到终极性的十全十美，所以正当的规范永远是漫长辩谈实践中的一个暂时中断。在哈贝马斯的理论构划中，“辩谈民主”中未被说服的少数人虽同意暂时产生结果（正当的规范），但他（们）仍可以继续对其进行批判，并在后面的辩谈实践用更好的论证赢得多数。哈贝马斯始终认为正当性的论证处于可批判状态，并因此历史性地存在着一个正当性的论证等级（justificatory level）。“辩谈的目的一般来说是合理地推动的一致意见，并且是原则上能够无限地进行或在任何时候恢复的。但是，考虑到做出决定的压力，政治辩谈必须以多数人决定而告终。多数人统治因为同辩谈性实践具有内在联系而为这样的假设提供了论证：在出现新的警告之前，在少数派使多数派信服他们（少数派）是正确的之前，具有可错性的多数人意见就可以被认为是公共实践的合理基础。”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苦心经营的重构主义的正当性论证构设，一方面从沟通的程序与预设角度对正当性作规范构建，另一方面则承认辩谈结果乃至程序的可错性，以建制化的方式保证进一步的批判与辩谈。

 

 

在《正当性与合法性之三叉路口》一文中我尚未指出、而想在此处进一步指出的是，哈贝马斯的这一永无止尽的“正当性论证”（辩谈民主）话语，依照它的逻辑的彻底展开，我们便可以到达这样一个激进的位置：一切既有秩序的非-正当性。换言之，任何的人类社会的秩序，在存在论的元层面上，或者说，在zero-level上，都是非-正当的（这样才需要进行不断的、永不终结的正当性辩谈与论证）。而主体性的自主（autonomy）也便恰恰正是在于此处：我被“抛入”一个既有的现实秩序中，从接触语言开始便已不断接受各种意识形态规训；然而，之所以我仍不是一个“机器上的齿轮”（a cog in a machine），而具有着主体性的尊严（自主），便正是因为我始终能够对自身被“抛入”的秩序作不服从、拒斥。这个主体性的坚硬核心，用精神分析的术语说，即“死亡驱力”（death drive），而用德国理念主义的术语来说，则是“激进的否定性”（radical negativity）。

 

 

因此，哈贝马斯的正当性论述的存在论根基，便正是一切秩序的非正当性，正是在于人们可以拒绝承认既有秩序为正当。而从这个激进位置出发，意识形态分析在我这里，其任务并不是在于给既有秩序作正当性的辩护（即姚先生所说的“意识形态对现实的正当性赋予作用”），而恰恰是批判性地揭示出，意识形态是如何使得我们放弃自身的主体性内核，而不知不觉或甘心情愿成为康德所说的“机器上的齿轮”的。

 

 

 

 

 

 

 

 

姚选民

 

 

　　在周星驰主演的电影《食神》的结尾部分，有这样一段情节：那个由女性扮演的“食神”裁判在吃了周星驰做的“暗然销魂饭”之后，立刻进入了一种飘飘欲仙的情境，大喊“太好吃了！太好吃了！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插烧饭------”。看电影的当时，笔者以为这太假——有点做作。但每每在看了某些人的文章之后，笔者似乎体验到了那位女裁判发自肺俯的呐喊：为什么我没有早一点看到这样的文章，为什么啊！。而这“某些人”之中就包括吴冠军先生。

 

 

　　吴冠军先生在他的短文而非“小文”《世界的黑夜——从“9-11”的纽约到“7-7”的伦敦》[1]中认为，之所以世界如此不堪，“自2001年9月11日美国４架民航飞机遭劫持进而撞击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以及华盛顿附近的五角大楼以来，数十起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袭击在世界范围内接踵而来，其中包括2002年10月12日印度尼西亚旅游胜地巴厘岛系列爆炸、2003年5月16日摩洛哥经济首都卡萨布兰卡连续5起恐怖爆炸、2003年8月25日印度最大金融商业城市孟买2起炸弹爆炸、2004年3月11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4列旅客列车连环爆炸、2004年10月7日埃及旅游胜地西奈半岛两个度假村接连3起爆炸，以及在这几年间发生在俄罗斯、伊拉克等等地方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给美国人民带来如此大的震惊，实是“涂抹粉饰太平盛世的政客们”所支持的“意识形态矩阵”将人们置于当代思想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所说的“真实的荒漠”所致，进而认为上述恐怖性爆炸所展示的“世界的黑夜”才是真正的的真实，呼喻美国人民突破上述意识形态之矩阵，“用公共行动来积极地改变这个现实世界的意识形态法则与霸权性话语”，以应对上述“世界的黑夜”这难堪的局面。吴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揭露并怒斥了意识形态对现实的遮蔽作用。但是，吴先生对意识形态对现实的正当性赋予作用[2]的揭露却是浅尝辄止。

 

 

　　笔者以为，吴先生针对一连串全球性的恐怖性袭击事件，只揭露意识形态对现实秩序的遮蔽作用是不够的，甚或只是将“现实秩序的正当性”这一问题开放出来的导引。由于现存意识形态对现实秩序的正当性赋予作用，使得人们对现实秩序的正当性予以追问的能力被阉割了。人们不会再问“我为什么要遵循现实的道德、法律、制度等秩序性因素”。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当这些秩序性因素在形成的时候，它们并未融纳我们的意志因素。他们（现实秩序的维护者）凭什么要求我们遵守这一秩序，也即这一秩序的正当性在哪？

 

 

　　笔者以为，对这个问题进行正面性回答，可能比较难，以致于无从下手，但若是换个角度，或许“柳暗花明又一村”。其实，当我们能像普通人一样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并不会去意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秩序是否正当，并去追究它。换言之，只要我们能像普通人一样去生活，这个世界的秩序的正当性就不值得去追问。在笔者看来，“普通人”标准对我们而言，其实就是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的人格。只要我们活得还像个人样，并且这个现实世界能为此提供必要的条件，我们就不会去怨天尤人，反而只会埋怨自己的不是。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则肯定会追问：这究竟哪儿出问题了？

 

 

　　联系上文，笔者以为，上述恐怖性爆炸事件的出现，表明那些以制造爆炸案的恐怖分子为代表的人们开始追问我们这个世界秩序的正当性了。试看：全世界的资源为美国所用——巧取豪夺，全世界主体或强势的价值由美国来定——对其它国家的文明横挑鼻子竖挑眼，美国人生活极其奢华而世界的其它有些地区人们食不裹腹，衣不遮体。这一切的一切表明：你们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究竟还想不想让人家活啊！当人们质问秩序正当性的时候，也是重构世界秩序的时候了。那些恐怖分子以恐怖的方式展示自己的力量，就是表明他们以否定性的方式来质疑现存世界秩序，以否定性的方式来重新定义世界秩序。我们这些维护现存世界秩序的人们针对这种情况，应该做些什么呢？低下我们这些被现存世界意识形态之矩阵所钳制的高贵的头颅吧！我们虽没有以积极的姿态附合现存世界意识形态的倡导者，但我们却以默认、不作为的方式在与他们合谋。

 

 

　　说到这里，笔者又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经历：那时笔者经常跟比自己大的孩子玩游戏，满怀期待的我本想体验游戏获胜的快乐，而结果是笔者每玩必输。看着大孩子那得意、高傲、毫无美感的笑，我忍无可忍，把心一横，气呼呼并恶狠狠地对他们说：“我不跟你（们）玩了”。

 

 

　　所幸的是，上述爆炸事件只是由一些异端组织所发动的，还未达到人神共愤的程度，但等到生活在与西方意识形态相异的文明形态中的人们铁了心地对你们说“我们不跟你们玩了！”的时候，那时一切都晚了。这不是谁先出手的问题，而是为作为人的尊严而战。面对他们基于为作为人的尊严而战之理念对现存世界秩序的正当性质疑时，什么样的感觉会占据我们这些为世界秩序赖以为基的意识形态之矩阵所钳制的人的脑海——理所当然或惊讶？理直气壮或心虚？贪婪或正当利益？已所不欲匆施于人或相反？

 

 

2007-5-28

2007．6．7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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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冠军：“世界的黑夜——从“9-11”的纽约到“7-7”的伦敦”，网址：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4210。2007年5月28日。

[2] 邓正来：“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反思——《研究与反思》第一版自序”，载《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思考》（增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在这两天的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Utopia, Dystopia and Science Fiction国际学术会议上，终于遇到了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这位成名四十余年的老剑客。齐泽克的玩笑风格是早已名动江湖的，未料这位学术资格比老齐更老的伊格尔顿，竟也活脱脱一个搞笑天王。会议的四场keynote addresses中，老伊排在第二场，题目是“Utopia and the New Testament”。在其keynote speech中，老伊一上来就说到他最近读到一个基督教学者所著的两部书，第一本叫《Jesus》，第二本叫《Christ》，于是他马上写Email给那家著名学术出版社，表示想交由他们出版他的两本新著，第一本叫《Fuck》，第二本叫《Me》。In such a profaned way, among those obscene laughs of the audience, 老伊充满激情地开始了他那关于乌托邦与新约的演讲。

 

 

老伊方脸阔口、广额重颐，大肚子的尺寸超过杰姆逊与齐泽克（但略小于那两人之和）。目下墨尔本是大热天，老伊却穿着一套不三不四、不新不旧的白色西装。说话兴奋起来手舞足蹈，不管时间地点场合。在演讲中，他讲着讲着就不管台上的麦克风了，满台乱跑，导致吃饭时还听到几位当时坐在后排的学者满口牢骚，抱怨没有听到老伊中间一大段讲的是什么（此君一口迷人的英国口音，像许多英式Gentlemen，说话音色柔音量轻，离开麦克风，恐怕就只有他身边三尺之内的人听得清楚他在说什么）。

 

 

 

跟他私下交谈不多久，就感受到尽管其论著行文大多还是中规中矩（但对比起杰姆逊等人来，他的行文算是极度挥洒与不羁的了），伊格尔顿骨子里是个跟齐泽克差不多的“老顽童”。难怪他现在被看作老齐在英国最大的“托”：老齐七年前得罪了当年带他出山的拉克劳、穆芙之后，伊格尔顿是他在英国目下所剩的最大的“托手”了。而在得罪人的水准上，老伊本人也和老齐旗鼓相当，一对“难兄难弟”：在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以及更晚近的After Theory等书中，老伊下笔如刀、不留情面，已得罪了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后现代、解构等阵营中原先视他为盟友的一大批重量级人物（在AT一书中，他竟说当代的文化批评与文学理论是“the bastardization of both”，要知道，“bastard”可是最顶级的英式粗口之一）；故此在Figures of Dissent一书中，老伊亡羊补牢，以很严肃的口吻给一批老大或新人当“托”，以一边批评一边拜年的方式暗中笼络江湖好手，尤其是当时刚出道不久但窜升极猛的“黑马”齐泽克。这两人“臭”味相投，至今仍在乐此不疲地互相作托，在对方的新书背面大写颂词。老伊的符号资本是成名时间长，而老齐则是上升势头快；若在眼下数风流人物，老齐的风头自然已远远盖过老伊，但他同老伊之间的攻守同盟之默契性，远胜过他与其他似乎关系更紧密的理论家（如巴迪欧等）之间的“合作”。

 

 

 

 

 

 

（老伊挺着特大号肚子，傲视群儒，威风凛凛）

 

 

 

老伊根正苗红，是当年大名鼎鼎的雷蒙·威廉姆斯座下弟子，因此尽管只比老齐年长六岁，但成名时间几乎长了二十年还有余。在七十年代起，老伊更加地马克思主义化（如向阿尔都塞的理论开始靠拢），因此同其导师也——至少是隐微地——拉开了距离。他不但是一个学术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者：老伊本人积极参加各种马克思主义国际组织，并活跃于各种政治游行活动中（比如他上一次来墨尔本[2000年]，并非参加学术活动，而是来参加政治游行）。

 

 

 

然而，尽管是一个铁杆马克思主义者，老伊对基督教却一直有着深厚感情。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其实是以文学批评为专业的老伊长年关注的一个主要对象，早年就出过The Body as Language: Outline of a New Left Theology (1970)等著作，晚近他显然回归这一论域。在这次演讲中，他还不忘向人们特地指出：是齐泽克的一系列著述，重新使当代左翼开始关注基督教思想中的激进遗产。实际上，老伊本人对基督教的捍卫，不仅时间上早于老齐，而且力度更是远远猛于后者，比如，他晚近对Richard Dawkins新著The God Delusion的猛烈攻击，使他一下子得罪了这位牛津大学著名的生态学家及其粉丝们。

 

 

 

因此，假设某天你和老伊发生口角，记住事后赶紧跟他说：

 

 

 

Don't "Fuck Me", Eagleton, because I also adore Jesus Christ.

 

 

 

Then I bet you are immediately off "the Eagleton condemnation".  :-)

 

 

 

 

 

 

 

（老伊其实也怕热，这身半皱西装难道是用来“蒸汗减肥”的？）

 

 

 

 

 

 

 

 

父亲告诉我，他从我文章中的一句论述出发，写了一篇超短篇小说：《秋天的栗香》。

 

 

 

读完之后，确实是一篇很值得细细品味的作品。在各种类型的小说之中，最容易写的就是长篇，而超短篇则是最难写的。在十分有限的篇幅内不但要完成一个精致的完整叙事，而且——更关键的是——一个极其巧妙的结构：没有任何小说比超短篇小说更在乎结构了。而父亲的小说在这两方面都有颇为精到的手笔，尤其欣赏他那些写景（如，秋天的五角场）写物（如，大闸蟹、糖炒栗子）的精致文字，无一不同时在铺陈着人物的感情：作者在有限的篇幅内，并未用大量文字来处理男女主角两边的感情线索与心理变化，而是在对外部的景-物之描绘中，把这些细腻的情感精致地展现开来。这一文字功力，是我所无（常年写论文，已逐渐不再具备这种细密的对景-物的观察与捕捉之能力，然后用细腻之文字还原在文学之中）。

 

 

 

我自己只写过一篇超短篇小说，写于九年之前。那时的创作颇受友人邢育森的影响，或许一些“邢迷”朋友会喜欢：

 

 

 

 

 

 

作者：吴冠军
 

一

 

 

    卧室里，烟雾缭绕，电脑打开着，却不是像往常那样在调试程序，而是反复播放着张楚的那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他坐在舒适的转椅上，目光呆滞，一如这重重帘幕遮蔽下的卧室，黯然而无光。

 

 

    嫂子方才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出去了，而哥哥常年在国外考察，此刻不知道是在西班牙还是葡萄牙，于是偌大一幢房子里现在又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将自己紧紧地关在卧室内，拉上窗帘并关上所有会发光的电器，除了那昏暗的电脑屏幕。因为他一个人的时候不喜欢明亮与空荡荡，而他又是程序员，只要他还在家，那电脑就必定是开着的。

 

 

    自从知青子女政策放宽后，他便从寒冷的东北来到了这五光十色的大都市。据说这是他的故乡和出生地，但他却始终没能从记忆的角落中找出一丝亲切的感觉。回来四年后，他已从少年长成青年，然而那种“异乡人”的感觉却始终萦绕在他心头，挥之不去。他无法习惯这个城市的气候，邋遢而黏湿，即使在这三九寒冬里，也像是北方的晚春，足以繁殖地面的霉菌。他也不喜欢这个城市的人，生就一张说长道短的嘴，即使是男人，竟也津津乐道于那些弄堂里的蛮闻绯事，浑没有北方人豪阔爽朗的胸襟与气度，于是他管本地男人叫“粉叽叽的小男人”。他更不喜欢这个城市里人们的生活方式，总有那么一大堆人似乎不用工作干活，而成日成年地泡在灯红酒绿中推杯送盏，搂金抱玉。他甚至讨厌这个城市的方言，语音圆滑且吐字含糊，一如这个城市人的性格。他也曾经花功夫鹦鹉学舌般学过一阵子，因为他发现当和人发生冲突或者起争执的时候，本地话特别地有用，一改其拖拉含混的习性，竟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但至今除了那几句朗朗上口的粗口外，他还是被本地人背后讥笑为“洋泾浜”。于是，他通常将自己关在家中，当然严格地说是他兄嫂的家——他一直寄居在十六岁那年来沪时才第一次见面的堂兄家中。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在这个城市中基本杜绝了“亲兄弟”那种以前颇为盛行的人际关系，所以他与堂兄一见面，便把“哥哥”这一亲昵的欢呼毫不吝啬地送了出去。

 

二

 

 

    兄长干的是涉外行业，这是外面跑动的活，整年见不到几次面，所幸嫂子待他甚好，看见他总是满脸含笑。高中时学校离家挺近，嫂子还让他每天回家吃午饭。热烘烘的小菜与嫂子亲切的笑容，总使他心头涌起一阵暖暖的温流。所以在那几年里，上午第四节课的铃声，总是他一天最期盼的一刻。

 

 

    思绪缭绕中他又记起，四年来每次洗澡后他换下的脏内衣，嫂子总是一把抢过放入她精致的洗衣盆：“这种衣服钟点工是洗不干净的”。“她把我当成了一家人，以后我也要好好待她。”他记得那时他常常会这样对自己说。

 

 

    高考落榜后，除了大骂一通那该死的应试教育制度，他倒也并不怎么在意。他想，他可以工作挣钱了，他可以独立了，他终于可以给他的嫂子买一件礼物了。他用他哥的电脑为软件公司写程序赚钱。他与电脑可能真的是前生有缘，自他走进兄嫂家中的那一刻起，他就爱上了这台楞头楞脑方方正正，代号为“四八六”的陌生家伙。除了上学的时间外，他几乎就整日坐在“四八六”前。只有坐在“四八六”前面，他才感觉是真正进入了自己的一方天地，也只有坐在它前面，他才不那么迫切需要嫂子的笑容的温暖，甚至有时连嫂子在卧室外亲柔的呼唤也会被“四八六”那不规则的声响所遮没。虽然如今外面的报纸早就嚷嚷着宣布已经进入了“奔腾时代”，他还是照样趴在他那台宝贝“四八六”前面，编制着一套又一套让老板们没法不付钱的一流程序。于是，不知从何时起，认识他的人都管他叫“黑客”。他知道，在这个年代，这是对电脑高手最高荣誉的称呼。

 

三

 

 

    在东北的时候他就拥有一套非常喜欢的黑色衣装，而现在则似乎已经显得有些紧身了。幸好这个城市的冬天不太冷，还是可以单穿的，他想。数日前他又用攻击一家著名色情网站得来的报酬，如愿地换得了一驾黑色摩托与一套鲜艳的女式时装。这是他打刚开始挣钱时就已经计划好的一个“宏愿”，只是没想到自己那么快就将其实现了。

 

 

    只要一想起那次攻击行动，异常的满足感与兴奋感便会使他几乎是惯性般地从上到下抚摸一遍他的宝贝“四八六”。他姓“武”，而他相信在今天的时代，那次干净利落的攻击已然使自己成为了“行家们”眼里的名副其实的绝顶“武林高手”，因为他自信那次漂亮的攻击足以作为一个神话而载入中国的“黑客史册”。他花了一个月的功夫，用他那台宝贝“四八六”按要求“黑”掉了指定的那个“色名昭著”的网络服务器。然后他便收到另一个色情网站经营者送上门来的一大笔钱款。那个老板成功地大出竞争对手的洋相，而他则出色地赚入有生以来到手的最大数目。虽然他对自己的雇主、一个总是脸上带着三分淫笑的“粉叽叽男人”打心底有种说不出的憎恶，但那笔可观的钱款算是作了一次性的抵消，只是在心里暗暗叫了声“傻丫的早晚‘黑’了你！”

 

 

    他又想起了那天嫂子还曾经在家里为这两位“成功人士”备下一个六菜一汤的小小酒席，当然这“成功”的来龙去脉他想自己是永远不会告诉嫂子的。碰杯时老板说小子，你还真有几下子，以后就跟着庆哥干。他说庆哥对不起，维护网站的活我干不了，因为我是一个“黑客”，只是一个“黑客”！“庆功宴”之后的第二天，他就立即将这笔额外所得尽数地投入了那长久以来的购物计划中：黑色摩托是为自己添置的，因为他想在网内网外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黑客”，至少在冬天可以是这样；而那套鲜艳的时装则是为嫂子买的，因为他觉得嫂子在这个冬天应该是色彩鲜艳的，这样才可以对应他的那一身特立独行的黑色。
 

 

四

 

 

    嫂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出去了，近来她经常这样晚出晚归。他摊倒在转椅上，闭上眼睛继续想像着嫂子的笑容。他看见了那温柔的亲切的笑容，不，应该是更迷人的、更妩媚的，他想到。果然，嫂子的笑容逐渐变得令人心醉了，别具一种风韵了。他细细地看着，当与嫂子的眼睛“对视”时，他忽然发现嫂子那双迷人的眸子中竟映出一张油光满面的男人的脸，那是一张他所厌恶的“粉叽叽的小男人”的脸。而且，这张脸他似乎见过，一定见过的，对，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家伙！

 

 

    当手中的烟蒂再次烫着他的手指时，他终于从转椅中奋然而起。向接电话的伙计问明了其老板的下落后，他关上兄长留给他的宝贝“四八六”，戴上黑色的手套，再披上那袭黑色的茄克外衣。然后以最潇洒的姿势跃上泊在门外的那驾崭新的黑色摩托，一路疾驰至六条马路外的“狮子桥大酒店”门口。

 

 

    当包房的门被一脚踹开时，外面涌入的寒气使得屋内的一男一女骤然同时地打了一个哆嗦。那女人一回头看见一身黑衣、眼中也已经激射出黑色火焰的他时，不由花容失色，惊骇得竟然忘记稍整衣衫：“小松，侬格是要做啥？”

 

 

    他一把将已经细致包装好的那套鲜艳时装劈头扔过去，手中掣出从东北带回来的那柄解牛尖刀，用纯正的北方话吼道：“淫妇！我是来要你的命！还有你这狗贼西门庆！

 

 

 

                                                                    一九九九年二月四日于沪西寓所

 

 

 

 

（一直就喜欢黑色，因此这篇小说便纯然以“黑色”作为底色，乃至它整个结构以及最后的结尾，也是属于极端苦涩的“黑色幽默”。眼下墨尔本的十一月底，不是初冬而是炎夏，在去Box Hill的蒲点KTV前，从衣架上取下一片黑色，只可惜少了一驾黑色摩托，否则，倒可以扮一回“小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