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字，依然是写给前文（《赤裸的感觉》）中所提及的友人，尽管你不想我多写给你文字（对此，我只好give you another grimace）。然而，这是一个严肃的事情。也许我昨晚MSN上的用词严重了些，指出你在commit a “crime”，这可能会让你心里难受。我认识你时间不长，可能你不并知道那种我所倾心、所身体力行的沟通形式：于我而言，在学术问题上，没有必要用虚假的“礼貌”、所谓的“温情”来取代“直言臧否”；为什么我们要羞于直接地把自己的point说清楚，而花精力在各种empty gestures上大费周章呢？我的态度一直是，在今天，要玩各种人际关系的策略性游戏，有的是地方玩，也有的是人会陪着玩（商人玩政客或政客玩商人、明星玩老板或老板玩明星、男人玩女人或女人玩男人……），何必跑到寒窗之下，拿自己苦读长思的学术问题来玩呢？这一沟通态度，我对友人如是，对我所敬重的学界前辈（如刘小枫教授、汪晖教授）同样如是。若你对于我昨日针对翻译问题上的直言感到不痛快，或许，下一次你可以找别人来讨论这一问题，因为我所表达的，是我的一个坚定立场。

 

当你告诉我，“我发现我在翻的好难，我的眉头紧锁，我很讨厌现在这篇，以前我会翻得又快又好”，我当时便立即停下继续和你讨论具体的句子翻译，因为在我看来，问题已不在于帮助你翻译另一些具体的语句，而是你应该中止继续翻译这篇关于“莱维纳斯的伦理学”的论文。正如我昨日在MSN上对你说，“u shouldn't undertake sth which goes too far beyond your own capacity; otherwise, academically speaking, u are committing a "crime", because u will mis-lead people who simply rely on chinese translation. It is un-ethical. If you find it too hard to translate, just bring this up to the people who give you this job.” 我能感受到你读到我的这些话时的“不快”，但我的这些“罗哩罗嗦”，恰恰是我认为你必须负责地去做的事。翻译与其它写作一样，first and formost，是一个伦理的实践。我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批评，其中一个核心，正是许多知名人物，从来不对自己写作中的伦理责任进行思考（此处不再详述，请参阅这里）。

 

你解释道：“我觉得难翻，关键在于作者本身！表达不清晰！大家不是这样的！”而这恰恰正是说明了，你尚未能“吃透”该作者的论点、未能理解该文论述的主旨。没有“理解”莱维纳斯，自然会觉得莱维纳斯“难理解”，表达有问题，其他人不是这样……而若发现这一点后仍继续硬译下去，那么，作为译者，你应能想到，日后你对所有读你这篇译文的读者所负有的伦理债务。而这，正是今天学术翻译的根本问题——仿佛不存在力所能不及的事。只要（1）该文本是用某一外文写的、（2）这位译者熟练掌握该语言，于是，就能够轻易地制造出它的中文译本来。在这一变态操作中所根本缺失的，尚非是那技术性的向度（到底译者是否有能力妥切地翻译出该文本），而正是翻译的伦理性向度。

 

 

翻译从来比你自己进行写作更难，那正是因为，它的伦理性要求更高（而非技术性要求）：你不但对所有读者承担伦理债务，并且对原作者也如是。你必须要对原作者的写作/思想脉络有相当深透的背景阅读，做到一定程度上比较精准的把握和理解。我想告诉你的是，对于那些我自己所翻译的西学论著，我仍向有条件的朋友建议阅读原文，正是因为我很不愿意轻易地让自己可能带进译文的错误理解——或者说，“主体性理解”——来影响到他人对原文的把握。

 

 

或许你并不知道，在国外学术出版中，翻译著作的出版异常严苛，其程度远高于出版第一手作品；也正是同样原因，并不是很多人愿意投身于学术翻译，因为伦理责任的严峻。经过以上这些说明与分析，我最后对你的建议仍然是：诚恳地、不用怕丢“面子”地告诉委托你翻译的那位朋友，这篇论文超出你的学力，请他/她另请高明。这，才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伦理态度。

 

 

我们并不需要为自己的真诚的伦理行动而感到羞愧。实质上，这仅仅是因为自己对某一领域的理论尚不熟悉、尚未摸到门径而已。在今天，仍有许多人热衷于制造“当代超人”或“自我装神”的游戏。坦白地向同行说出“对不起，我没有怎么读过这个思想家的著作”，“我没有通读原著，只是读了一些第二手的介绍资料”，在当下这变态化的学术氛围中，反而成为需要莫大伦理勇气的行动。实质上，这只是事关读书的范围，而不是关于智商高低、思想厚薄。

 

 

就读书本身而言，陈赟学兄近日写给他的一位学生的信，使我颇有感触，或许也会对你颇有参考价值：这份价值，也许不是他信中所开列的具体书单，而是他所建议的读书方式——“逐字逐句阅读”、“从源头读起”。陈赟兄治学，既继承“宋学”的思想（义理）探究之向度，又注重“朴学”的索典穷经的精神。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同龄学者中最为佩服他，或者说，以他来视作治学榜样。当然，陈赟兄所提出的这份读书建议，一眼看去，确实过于“吓人”——那是拿“年”来砸上去的（“这样的读书计划可以长达数十年”）。而正是关于这一点，恰恰是我要和陈赟兄进行商榷的地方。并不是我打算开出一条思想的“终南捷径”（rather, it would be a much harder one），而是想强调这样的一点：必须同自己所处身的当下现实——乃至，同自己（自己的“此在”）——建立起一个“关系”，惟如此，那套全面的读书工夫方才不是做给人看——最隐秘的是，做给自己看——的“表面工夫”。

 

 

拿陈赟兄所作出的这份读书建议之具体内容来说，我想，读书者首先要追问自己的是，为什么在今天要读《论语》（以及那相关的一整个系统的注释典籍）？这不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这是一个存在论的问题。若不对自己当下的存在境况有一个迫切的反思，那么，读书就不可能有一个内在的追索视角、一个生命性-存在性的迫切追问。那样的话，即使“长达数十年”投入下去，对于《论语》“做到字、词、句、义的烂熟于心”，这难道不仍仅仅是一个表面工夫（“量”的工夫）？换言之，若没有遭遇存在论——永远是“ontology of the present”, as Foucault puts it——的焦灼，那么这种读书计划，便纯粹是个人性的兴致工夫。有报道说一位台湾男子投入数十年工夫搜集世界各地女性的阴毛。那么，花数十年光阴烂熟《论语》篇章、见人便津津乐道“之乎者也”，同那位花数十年光阴烂熟女人阴毛、见人便津津乐道“毛色高下”，除了兴趣范畴的差别，有什么真正的差别？我们凭什么说后者的个人性兴致工夫（以数十年时间“做到对阴毛的质、量、色、味烂熟于心”、以及此君的“实践性的执着”，不值得抱以同样的“敬重”？

 

 

让我们再把讨论推进到下一个层面。就这份读书计划而言，当我们从其中的中国典籍部分移到“西学”部分，我们就再次遭遇到了翻译的问题。陈赟兄所开列的、并要求“首先是收集，买不到的就全部复印”的这份formidable的书单，无一例外地，均是译作。这就意味着，读书者对作品的全部理解，就完全建立在翻译者的“理解”之上。然而，在翻译-写作伦理普遍缺失——用精神分析的术语，即“普遍变态化”——的当下，这一读书计划的风险不能不说是巨大的：以数十年之功，在“西学典籍”上所“穷尽”出来的，很可能却是那经过岳不群（一个彻底的精神分析上的“变态狂”）中间“改写”过的“葵花宝典”；拿出去一演示，便是问题叠出。

 

 

于是，我们便不得不从读书的问题，仍旧回到翻译的问题。你当下所从事的，可能就是一篇令你眉头紧锁的关于“莱维纳斯伦理学”之论文，但其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却正是当代中国思想界的核心问题。Lévinas伦理学的核心，就是the irreducible GAP towards the other；这个缺口，并不简单地由规范性地设立一套沟通规则而得以化解。在这个意义上，他者之存在，对于Lévinas而言，乃是一个主体在伦理层面上负有无限债务（infinite debt）的深渊。若用Lévinas伦理学来思考翻译的问题，我们作为严肃的学术译者，便恰恰不得不正视自己手中正要翻译的这以另一语言写作的文本的radical otherness，以及自己实践（翻译实践）所承担的伦理债务。

 

 

这些文字，只希望会对你就翻译乃至读书问题的思考，带来一个别样的角度。

 

 

 

题目来自于林忆莲的一首歌（我尤其喜欢有张国荣旁白的那个version），而这篇文字本身，则是写给一位友人，尽管我仍不知道他/她的确切名字。

 

也许是因为新书的出版、也许是因为晚近文字更贴近“日常现实”，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有不少朋友找到我的BLOG、写EMAIL给我、在MSN上加我。这些鲜活交流给我带来了不少快乐，这自是毫无疑问；然而，真正袭上心头的，却是一份惶恐般的不安，一份强烈的anxiety（一如老友前些日子转给了我自己写于一年前的一篇旧文在天涯上的热烈讨论所带给我的强烈anxiety）。当昨日同这位新认识的友人在MSN上说话之后，这份anxiety已是如此的显著，使我今晨竟无法继续睡眠，而辗转反侧地思考/直面这份不安。

 

这位朋友和我的交流，始于一些学术翻译上的措辞问题（而我想我所给出的，也仅是比“金山词霸”好不到那里去的解答），然而真正的问题（使我不安的问题）并非有关翻译，而是他和我的对话本身，是他对我的那份令我不安的“尊重”：他为了想一个妥切的称呼我的方式而踌躇再三（“不妥，造次呢，我叫你吴老师”），他对我的种种过誉之赞（“等我长到你的年纪，我希望象半个你”、“你把用在另一半上的时间都花在自己身上了，所以变得很厉害，而我们总是玩物丧志”、“刚才你笑了，原来你也会笑”），以及，他多次直接告诉我“你很有名”……

 

晚近以来每每读到“昨日听朋友谈起‘吴冠军’的名号”这样的留言，我心底快速涌上的，是一份极其强烈的不安。也许，当我十年前开始进行思想写作时，我和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隐隐地抱着“being somebody”的志愿。中国士大夫传统中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另一面，也恰恰正是视自我为担当天下之人，“吾曹不出若苍生何”。这种思想性格，铸就了流淌在中国思想者血液之中的“狂”的传统（余英时先生对于“狂”的士风，还有一个精彩的政治层面的解读，即通过自我“狂”化，来和政治权力对抗；用今天的学术术语来说，即通过“狂”来增加自己和帝王抗衡的“符号资本”）。

 

这一“being somebody”、“成为某[大]人物”（自然地，我们立时便会想到那渊源流长的“青史留名”这样的古老期待/愿望），也仍流淌于当代中国思想的品格之中。我们看到，在晚近剧烈涌起的“八十年代热”中，许多知识分子毫无惭愧地自称“才子”，自夸功绩，自己为自己贴上一系列美好大词（“充满青春激情”，“纯真素朴”、“较少算计之心”、“思想活泼”、“价值多元”、“取向宽容”、“不狭隘”、“不功利主义”）……这种“无意识”的集体表演，难道不正是当代中国思想性格的最尖锐的刺出性显现？

 

正因此，我对这位朋友在MSN上的“谬赞之辞”，一时间的反应会变得那样激烈：“别这样说，我没有什么, just a nobody, not even SOMEBODY”，“我的个人生活不值得关注，或许有一些故事，等到老了和子女说，如果有幸有的话”，“这个思想界，学术世界或许有很多大人物，but I'm definitely not one of them”……

 

再进一步地考察，即便就在我们最mundane的日常生活中，难道我们大多数时候不正是在无意识地（或“下意识”地）“扮演”着SOMEBODY？更质而言之地说，在努力“扮演”着“自己”？就如同这些年在墨尔本很流行的“Reality TV show”（如最知名的“Big Brother”），镜头前的那些人难道不正是努力在“扮演”着“日常生活”中的自己？换言之，即使show中一切氛围都是那样地符合reality，然而，其中的人们仍然是在acting/performing - i.e. playing themselves。我们都对出现在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电视片头的那行字十分熟悉：“剧中人物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我近日从ZIZEK书中读到的一位斯洛文尼亚作家写在他的最新小说前头的一段话，恰好正是对这类“片头说明”的一个绝好的精神分析评论：

 

“All characters in the following narrative are fictuonal, not real - but so are the characters of most of the people I know in real life, so this disclaimer doesn't amount too much...”

 

如果说，“I want my 15 minutes”道出了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的性格，那么，“being somebody”（someone big, important to the History, the Nation, and maybe, the World/Universe）正是/仍是铭刻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写作中的内在性格。许多当代知识分子的话语表现殊为相异，或严守正统、或狂走偏激，或高呼“自由”、或声声“批判”，然而，恰恰在“being somebody”上，他们都一样地在作着“相同努力”——在努力扮演着“弄潮儿”、“思想人物”、“思想领袖”（在今天“博客时代”则被改称为“意见领袖”）……

 

在这个个人“包装”自己成明星、公司“包装”自己套现金（“二板上市”）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也许，赤裸生活，是一个真正思想者的事业。“being naked”，从来就和“先锋艺术”（实质上已成为“色情作品”的“包装词”）无关；在存在论的层面上，它只和个人的存在方式（modes of being）相关：敢还是不敢把自己赤裸裸地expose出来，而不只是一个自己的“形象”，即，那永远已经过包装的——maybe，精心包装的——“自己”（无论该“形象”是衣冠楚楚的大教授们，还是一“脱”成“名”的木子美、竹影青瞳们）。

 

 

我的这份越来越强烈的焦虑与不安，正是越来越怕自己渐渐不自察地去陷于扮演“吴冠军”这个所谓的“名号”（“名”什么的，本是虚事，徒增汗颜！）之中。我喜欢笑，喜欢制造玩笑，也不在意哭，不在意默默地让泪流淌，我在生活中偶尔还会撒娇……那一派威严凛然的大知识分子/思想家气概，我越来越担心自己会不知不觉地去“扮演”。正是因此，当我读到这位友人在MSN上对我写道：“刚才你笑了，原来你也会笑”时，我才被深深地刺到：原来我已是如此“成功”扮演了/着一个SOMEBODY，一个一派肃穆、大义凛然的当代“大知识分子”（我的即时回应是，“我不是妖怪，我当然也会笑”）！于是，何不在今日对这一焦虑/不安痛下一个“了断”：就让那自心底激愤喷涌的文字，继续在笔端喷涌；而让那为了使“吴冠军”这个“名号”更有“名”的“无意识”，同我所进行过批判性分析的今日“八十年代热”的士风一起，铭刻在时代的耻辱柱上。期各位朋友读此文字，知我心志，以督我身，以正我人。

 

我的这一心志，简而言之便是：从事一个自我反思性的思想实践（self-reflexive intellectual praxis）。对于我来说，从来只有思想实践，而没有所谓的“思想”：相对于今天这许许多多“大人物”、“思想领袖”所极力展现的他们的“思想”，思想实践恰恰所展现的，是一个思-想的动态过程——展现这个过程之中种种不成熟的thoughts，自己论点的诸种思想来源（有多少人是完全凭空自己创制那些“堂皇光辉”的“思想观点”？），自己论述中的视域局限……我近来颇喜欢的一位学者Jodi Dean（最近一期的《文化研究》上，曾刊出她的一篇论“communicative capitalism”的长论，杨玲学友的翻译亦使文章倍增亮色）在她的新著中，谈到了她父亲曾经跟她讲的一句话：“anything worth doing is worth doing badly”。Jodi接着说道，“An idea that is perfect and whole does not provide any space for further thought.”《老子》言“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亦正是此意！ 

 

 

正因此，思想实践不是拿出一个没有一切“幕后工作”的完美展示品，而是拿出充满种种缺陷/局限的思-想过程本身；思想实践不是包装“自己”/扮演“自己”，而是承担逼问自己/创造自己这一最艰难/最私密（the hardest, the most intimate）的伦理任务。

 

 

（我仍愿意于此处再一次引用我在论晚近“八十年代热”的那篇长论中所转引过的Spivak的论述，因为我依然深深记得我最初从Gloria的论文中读到该语时的心头震撼：“But how can I be certain? And what is it to know, or to be sure that a knowing has been learned? … [T]he hardest lesson is the impossible intimacy of the ethical.”）

 

 

在我看来，“以天下为己任”，正是我们今天需要捍卫的儒家的实践性遗产；然而与此同时，以“自身”作为自己首先需要直面和不放过的最根本的伦理性任务，不也恰恰正是代代儒家——尤其宋明儒——所反复强调的实践核心？

 

 

思-想本身，是一个个体性-实践性的伦理行动，而非任何经过精致包装后的一组“思想产品”的宏大展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思想实践，往往并不在“成品”了的出版著述（书/论文）之中，而在这里，在这个自己写给自己的BLOG日记之上：从最一开始，这里就是一个赤裸的园地，这里不仅有我的各篇文字的最原始的写作/修订过程、写作时的心情状态等等，更是记录了近两年我作为一个思想着的生命的一切苦与笑，一切反思与震痛，一切矛盾与彷徨，一切“暴露”与自我解剖，以及，种种措辞毫不留情的他人严批。 

 

一位师长在写给我的信中曾告劝我，“在江湖中，不应示弱。自己脆弱的一面，在家里和自己深爱的女人说，但在外面，你永远应展现最强的劲道”。我完全理解与感激他对我生活的这份深切关怀，与对我晚近写作的深重担忧。但我在痛定思痛之后，仍然选-择“示弱”——赤裸地展示自己的“脆弱”，不仅是对生命中曾深爱的女子、对更广泛的友人乃至陌生人，更是——first and foremost——对自己。

 

 

这份赤裸的感觉，或许正是我能够继续写作、继续进行思想实践的存在论依赖。

 

（这篇自我反思/自我警告的文字，不仅献给这位文中提到的友人，同时也献给另一位学友，感谢他/她于前几日“提醒”了我那一首我一直很喜欢的歌曲——《忘了我是谁》）

 

 

 

 

祝母亲大人生辰快乐!

 

 

 

 

Although I wrote/talked about the ethical, it is until recently that I encountered the domain of the ethical.

 

 

任何的学术问题，对于我，都是生活/生命的问题。在自己没有遭遇伦理危机之前，所有关于“伦理”的讨论/写作，实质上都仍是外在的。

 

 

因此，尽管我在那篇论“八十年代热”的文章（以前晚近其它文章）中从the ethical dimension来批评当代知识分子的写作，然而如果自己的写作中都有伦理欠缺，我又有何资格继续批评他人呢？近日在生命中所发生的事件，使我遭遇伦理。即使我所面对的批评是温和的，充满包容的，但我自己却无法原谅自己、无法面对自己。

 

 

The disgusting psychological "protecting device" (I believe many people may not "know" it, but use it all the time) is to find some easy excuses to sooth the terrifying encounters. These excuses are, first of all, not told to others, but to oneself. Through this way, people are able to "let it go", to turn a terrifying event into an everyday "understandable" mistake.

 

 

Psychoanalysis is, for me, a self-reflexive discourse. When I read Lacan/Zizek, what I often think is not using it to examine Chinese intellectual works/scholarship, but to reflect my personal life.  So, if I just find an easy way to "remove" this event, I am in no position to criticize other Chinese intellectuals who use viewing (fantasizing) "the age of the 1980s" through rose-colored glasses as an easy way to remove horrible events such as June Fourth.

 

 

写下这段文字，为的是“立此存照”。我常和友人提及，生活/学术中最难的，莫过于和自己“建立关系”（otherwise, you are just a pathetic puppet through whom the They/One[das Man] speaks/acts）。今天我要做的，首先就是不放过自己。要像打落水狗一样的方式，将自己不留余地地逼上伦理的绝境。

 

 

 

（一）无论遭遇上何种心情，墨尔本这个静淡的城市，总以她的这份静淡，慢慢地将我包柔。这些年来，墨尔本给予我的，无形中已有很多很多……我近来开始越来越喜欢和服膺纪霖师的城市研究/观察的系列随笔，一个城市永远是人来人往，喜欢的人会留下，而其他的人则选择做过客。就是这样，城市开始有了她自己的“性情”与“风格”。

 

（二）我，也许注定是个“不寿”的人。太多的东西压在心里，能够以不怕得罪人的方式写出的，只是其中很小一个部分。墨尔本总是在我无处倾泻、无地彷徨的时刻，拥抱着我，让我安心地躺在她独特的那份宁静之中。于不久前的某个清晨我意识到，我不仅需要她，我更是爱上她。

 

（三）为了探望我而已多次来过墨尔本的父亲，也开始改变他最初的感受，逐渐喜欢上了这个城市。他甚至也开始有了来这里长住一段时间的想法。我也实在不忍心老是让父亲风尘仆仆地飞行数万公里，只为几小时的见面。这个刚过去的小年夜，父亲又一次地从故乡飞来，给我带了沉沉的几十公斤书籍。一起匆匆地在CITY街头闲走了一圈、吃完一顿越南菜后，他甚至累得没有时间来我屋子坐坐，第二天清晨的飞机，又将把他送回在另一个季节中的北半球。那一晚在月光下和父亲挥别，耳中仍是父亲的叮咛“回家开车一路要小心，到家后再晚也要给我宾馆房间打个电话……”，我的心哽揶着一块，和着墨尔本的夜风，再一次送离父亲的背影。

 

（四）在学界有评论者写文章指斥我“庇护学术领袖”、“学品败坏”，其实他并不知道，我根本无意于加入任何学术帮派。也正是这个原因，我根本不愿意在国内学界的“江湖”上行走。我喜欢的是云淡风轻的生活，与天涯知己论道。然而，有文章，就会有各种是非。所以晚近这几年，我选择把更多的东西放在心里。写出的，都是那些无法再收压着/收压住的东西。喜欢也好，憎恶也罢……所幸墨尔本提供了我一个平静的空间，再大的江湖波澜，我在她的怀抱中，总得以逐渐趋向平静地渡过。

 

（五）我的爱，于某个时刻起，早已寄予在了这个静淡的城市之中。

 

 

以上任笔写下的心情文字，与最初的“情深不寿”四字已无什么关系。当然，我想，这世界上还有另一个人，知道我是怎么从“情深不寿”这四个字，转而开始写墨尔本的。

 

 

 

 

张刚的追悼会，已被定于今日上午10时。无法向张刚最后送行，这将是我生命中一个巨大的遗憾。在此刻，应是人们开始进入悼念大厅之时。我的一位学友，将会代我送上一束鲜花，但这仍无法完全寄托出我的哀思。我想把我的另一位也因身在异地而无法向张刚最后送行的学友的一篇追思文字放在这里，以这篇情真意切的文字，来释出我那无从派遣的哀悼……

 

 

        

veron

     昨天在一个朋友的BLOG上看到他近乎临终式的告白，他的病情已经恶化，手术已经无法保证延续他的生命。今天接到老师与朋友的短信，才知道他几近弥留状态，往日熟悉的师友都已不认识，我三号才回沪，恐已难有最后一面。

 

     回家前探望他，他虽无法进食，但是精神还算正常， 我还兴致勃勃的推荐他读尼布尔的《历史与人的命运》，他对生死的体验，已远超我等，读那样的书，获得的慰籍应该更为贴切。年前几日，我还在网上询问他，他说已在网上订购到该书，应该马上就到，不知道他后来读了没有，又有什么样的体会？

 

     他第一次入院的时候，他让我带些书给他，我挑了一本郑鸿生老师送我的《青春之歌》送到医院，于我而言，挑中此书，意义在于含蓄的向这位朋友致敬，他对于知识的向往，对于社会议题的关怀，颇贴近那本书中所描写的那群台湾的知识分子群体的青春形象，我不知道他后来读过没有 ，也来不及询问他对这些问题的感受，我虽然和这位朋友并无太亲密的私交，但是在他入院前，常有不时的碰头聚谈，我的言谈时常得到他毫不吝惜的认同，可是我却很少去仔细询问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尽管我知道，他对于这个社会，其实有很多自己的视角和观点，尽管那些观点，很多我并不同意，但是我十分尊重他在这些方面的认真态度，至少他是平实而真诚的。

 

     有一段时间和他不大有联络，似乎他的女生缘特别好，经常在女生宿舍前看见他在等待某位女性朋友，我也只是暧昧的看着他笑，他有时会很害羞的说，是在等一位普通朋友。我并不在意他的私人感情生活，因为那属于个人事务，但是我可以想象，在他患病之后如此长的时间里，他一定有很强烈的感情需求，某种他特别在意的爱与友情。我不知道他最后获得了什么，他还遗憾什么。我这样的朋友，只有在和他谈些或许玄奥无比的思想时才显现出某些意义。12月去探望他之前，他发来短信说，他实在太闷，想与我们聊聊天。不过那次的探望由于朋友不少，主题也显得漫无边际。年前的那次探望，和他聊起了克尔凯戈尔，聊起了梁漱溟，聊起了信仰与生死，他显得很有感触，想表达什么，却显得精神不大能集中，我和SH在那里聊的很有兴致，似乎也激发出他一些兴趣。不过如今看来，他已经再无法将他的人生体验，最终返回到学术理解之中，这无疑是一个遗憾，因为对于思想而言，体验有时候比知识更为重要。

 

     我不知道，3号回去，是否还能见到他。生死弥留，其实是他一直面对而又试图摆脱的日子，我们永远难以理解他内心的挣扎，难以缓解他的一些遗憾。我并不伤感，因为那样并不助于安静的回忆这位朋友。我在他的生命中，如浮萍一般驻留过片刻，拉长时间来看，我们周围的人，都如同这般的相继离开，我只希望，他走的时候，能多想一些快乐的事情。

 

 

 

今天同友人们的MSN谈话，全是关于张刚。

 

 

我最终婉言谢绝了为张刚再写一篇文字的约请，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更适合的文字，是出自直接了解他生活/生命的亲友们的追忆性文字，而不是思想性的文字。我整个上午，便是在网上阅读许多朋友所写下的同张刚之间交往点滴的个人性追思，这样的文字，是我无法写出的。

 

 

“他的生命很精彩”，这句友人在MSN上写下的话，是我今天最好的欣慰。

 

 

以下所附这篇文字，是《新闻晚报》所刊发的那篇关于张刚的专稿的原文。让我们将那从眼眶中淌下的洁净泪水，献给已在天堂的张刚君。

 

 

 

生命底线处的选择——博士生张刚的故事
 
作者：戴勇  日期：2007年1月30日   
 
 

“我觉得他有和其他孩子一样上学的权利。”“对于我自己的生活观来说，就是想思考一些终极问题，比如生和死。”

 

近日，在上海教育电视台演播大厅，上海市读书指导委员会的负责人宣布，第八届上海读书十大读书明星得票最多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张刚”，原因是他已经把读书当成了生活方式。或许我们还可以从更为宽阔的视角去解读这个立体的生命存在。

 

 

 

狭窄却充满温馨的一室房门口左边横放着一张单人床，张刚正倚靠着墙，浏览新闻网页。床头两侧是高耸的书垛。他深陷的眼睛平静而坚毅，并没有记者想象中的病容和绝望。

 

张刚出生在枣庄的贫苦农村，物质上的贫困给他带来不幸，相反却使得他的生活像花儿一样沐浴在阳光里。身为教师的父亲以他为骄傲，并主动讲起了他小时候的故事。“他小时候读书特别用心，不爱说话，从来不为学习之外的事情所打扰。也很懂事，知道减轻家里的负担，从不乱花钱。”父亲至今都记得一件张刚路不拾遗的故事，“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去学校，在路上看到一个别人丢了的钱包，他死活也不肯捡起来，顾自往前走。他不爱钱财，不爱别人的东西。”

 

张刚刻苦学习的故事成为村里的一段佳话，妹妹张蕾告诉记者，有一次他在伯父家看书，特别投入，书外的事情都没有觉察到。伯母因为有事要出门，就喊了他两声，结果张刚没听到。伯母以为他回家了，把门锁上就出去了。等到傍晚回来，打开门一看，张刚竟然还在屋里看书，并且已经饿了一天。

 

张刚学习理科是父亲做的决定。文革中文章和文字变成刀剑的惨状让父亲得出一个结论，学会一门手艺才能谋生，才能心安理得，所以他就让儿子读了理科。说起这，父亲脸上有些自责。但是由于聪明好学，喜欢文科的张刚成绩依旧十分出色。

 

1994年，张刚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科技大学。父亲说，这也是他做的决定，其实以他当年的成绩，上清华大学是没有问题的。“当时清华的学费太贵，而中国科技大学只收不到500块的学费。我掂量了好久，我们支付不起，就让他报了中国科技大学。”张刚的父亲解释说。张刚对这些都没有抱怨，他理解父亲的难处。

 

张刚身上至今保留着农民纯朴善良的品质和山东人豁达的性格。上大学期间，他热情高涨地参加了国家号召的“三下乡”活动，到了安徽大别山地区，为老区人民作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并不是他一时冲动，也不是好奇，而是来自他的善良。

 

1999年毕业，在上海航天局第809所做了一名助理工程师。工作之后他仍然没有忘记大别山区贫穷的孩子，主动和当地的一所贫困中学联系，承诺支持一名贫困生上学，直到其考上大学。当时他的工资并不高，也就仅仅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我觉得他和其他孩子一样上学的权利。他不能因为自己的父亲有残疾，母亲精神不正常就放弃自己的权利。”谁也想不到他这一支持就是6年。这6年中，他没有因为自己生病而放弃。

非但如此，2002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他在自己身体并不好的情况下去了安徽，看望了受助的学生和学生的父母。“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学生的父母为了表示感激，在我走的时候非要我带上两只老母鸡，作为礼物。你知道吗？这是他们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一家人就靠这两只鸡下蛋改善生活。”说这些话的时候张刚眼睛里充盈着眼泪。他还说，看学生给他写来的信是十分开心的事情。

 

他上学的时候是书痴，工作了之后就是一个工作狂，并很快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获得了国防科工委的奖励，还获得了“全国优秀团员”和“青年突击手标兵”等荣誉称号，不就就成了一名共产党员。航天局的领导说：“这样的好同志不是党员，还有什么人可以称得上党员？”

 

 

 

2000年，20世纪最后一年，是不幸的一年，正当雄姿英发的他想在工作上一展鸿图的时候，生活的阳光突然离去，病魔好无征兆地降临到他身上。他被检查出患上了骨癌。“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接受不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不过后来就平静了下来。我想在剩下的5年时间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此时的他已经丝毫看不出当时心里痛苦挣扎的痕迹，只剩下一汪平静。

 

“人文知识使一个人完整。虽然我在读本科的时候，也曾读过一些书，知道一些文史知识，但是没有系统性，不能真正的看清社会现象的实质，再说，单纯的技术主义很容易让人封闭，缺少人文关怀。我自己现在的生活观，就是想思考一些终极问题，比如生和死。”在触摸生命底线的时候，张刚开始从理工自然科学转向人文社科。

 

2002年，张刚考取了我校社会学系研究生，师从陈映芳教授。“从那起，我就开始了人生中最为快乐，最为充实的日子。师大自然环境美得让人看不够，人文环境催人奋进。更让我感动的是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学校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内心的感激已经没法描述。

 

张刚对知识的摄取十分广泛，从哲学到文学，从历史学到管理学，几乎无所不包。在和记者的交谈过程中，他经常很自然地引用一些著名学者的观点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让人惊叹。　　

 

2005年，对于张刚来说是一生中值得记忆的一年，他被素来以挑徒弟严格的历史系许纪霖教授看中，并顺利地考取了许教授的博士。据许纪霖教授回忆，张刚在读硕士期间先后听过他的三门课，这是很少见的，而且他课堂讨论很积极，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身上具备博士生的基本素质，喜欢读书，喜欢研究，这在很多研究生身上已经看不见了，另外他还在网络上发表一些文章，很有社会正义感。读书对他来说是一种生命的延续，一种道德和思想的幸福。” 他还经常去旁听学校举行的一些大型的学术会议。在他的书橱的拉手上，挂着他曾经参加的会议的入场证。　　

 

然而，命运并没有放过这个劫后的年轻生命。去年11月，他再度入院，又被确诊患上了胰腺癌。听到这个噩耗，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坚强的面对，积极乐观地配合医院进行治疗。　　

 

他查阅了很多医学方面的材料，了解自己的病情，“最初的肿瘤90%以上是由于基因突变引起的，这不是人力能所及的。”清楚了这些之后，他为自己制定了目标：“在保证生命质量的情况下，尽量延缓生命。” 　　

 

他的同学不忍心看着这样一个好人就这样离开自己，便在“天涯论坛”上发了个题为《29岁，博士，胰腺癌晚期，求助》的帖子，想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反转命运的天轮，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关注。他的师兄，青年学者吴冠军还在澳大利亚为他写了一篇名为《在这一刻，让我来书写死亡——写给张刚君》的文章。文章说了解张刚就要“将自己置入到他的情境中去，让自己去无可回避地直面死亡、直面那‘大限’将临的时刻。”只有这样，才能发现“他直面了那最根本性的绝望，即一个彻底没有‘希望’的绝境。” 　　

 

相比较同学和网友们的焦急与难过他却显得很乐观：“不要难过啊，上天对我已经很厚爱了，我的生命质量可以说是相当高，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奇迹。”他的坚强感动了许多人，包括他的辅导员王东老师。王东曾告诉记者，“张刚的坚强乐观的人生态度让我们这些老师都感到敬佩，我们相信他能战胜病魔，并盼望他早日回到我们中间来。学校的领导和历史系的师生都去看望他，给他鼓劲，他自己也很有信心。” 　　

 

他依旧在不知道疲倦地读书，同学知道他的爱好，每次来看望的时候都会带一些书。在记者来到张刚家不久前，他的同学刚来看过。他很兴奋地把同学刚带来的书拿给记者看，有余杰的《爱与痛的边缘》、汪曾祺的《说戏》等。他说这些书让他感到充实。

 

 

采访后记：整个采访中，记者被一种如大海般的宽广和沉静所吸附，这来自生命的庄重，也是来自超越生死的灵魂的高贵。采访结束后，记者问他有没有写东西，他说没有，我说如果身体可以就给我们写篇吧，他爽快地答应了。他无法下床，只能目送。他的父亲送记者出门，泪水终于夺眶。
 

 

 

 

张刚学友于昨日凌晨5:49走了，永远地离开了。

 

 

我的一位友人数月前探望他后，尚告知我病况有所好转，未料……

 

 

尚不认识张刚学友的朋友，可以阅读以下这则新闻报道

 

 

 

 

以及，我去年为他写作的文章

 

 

 

张刚学友的遗体告别仪式初步定在周五上午，有意与他告别的朋友，请与瞿骏学友联系，了解具体的时间、地点。

 

 

以下的链接，是朋友们为张刚学友建立的网上纪念馆；都市研究网上也开辟出了纪念专版（张刚与前面提到的我的一位友人，实际上正是该网的催生婆、与实际建设者）。各位亦可以在他的博客或文化研究网的论坛上留言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