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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4/2007 吴冠军：《有谁在谈论弗大枪击案？》（修订版）有谁在谈论弗大枪击案？
作者：吴冠军 （作者系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学者）
2007年4月16日发生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校园枪击案，刹那间惊动了全世界。全球各个角落、每处街头巷尾的人们，都在纷纷议论着这一悲惨事件。这些天来，多位编辑朋友向我约评论稿，但都被我一一婉言拒绝。如果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便应该对各种事件快速作出自己的评论，那么他们只是“上镜知识分子”。这些天来，有的评论者把这一已造成33人死亡、24人受伤的事件，视作为与“9•11”相同级别的、将深层次影响乃至改变美国社会的重大事件；更有的评论者从这一事件出发，来预测美韩关系未来的“微妙”变化……而对这一事件，我还是只有一句话：我并不认为那是一个极具重要性的事件，尽管它是一个极其深重的悲剧。 是以，写在此处的，或可以称作为一个“反评论的评论”。
谁是Cho Seung-Hui？
也许，这一悲剧所反射出的唯一具有理论意义的一个信息，便是“他者的不可穿透性”（the impenetrability of the other）：在现代社会中，尽管我们都似乎熟悉法律、道德、习俗等等各种社会规范，乃至见面“亲切地”互道“how are you”或“吃过饭了么”，我们实质上仍永远不可能确定性地知道，另一个个体下一步会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存在各种法律规范等“外部保证”，“诺言”（或“promise”）这种古老的形式依旧长盛不衰、始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扮演着重要角色；换言之，我们仍需要对方向自己做出个人性的保证，即使彼此心底都清楚，作为一种符号性的交换（symbolic exchange），“承诺”、“信用”乃至“发誓”本身所带来的，根本上也仍是一个不确定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止一次经历过——或者看别人经历过——这样的捶胸时刻：“我以为我是最了解他的……”“我对她是这样的信任……”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是白居易《放言》诗中的一个传世名句。如果我们仅仅把它解读成——惟有在充分的时间条件下，人们才能“终极性”地判定某人的“真正面目”；那么此诗实质上便是自我颠覆性的——因为依照同样逻辑，假使其人继续得以延年益寿（被赋予更充分的时间条件），那么“一生真伪”可能又要被改写了（可能又有新的“面目”产生）。该诗真正的激进启示乃是：非但某人在世时无法对其“定论”（他/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甚至在其“身死”（“盖棺”）后，仍实质上无法作出“定论”（倘若周公/王莽早死……）。当然，白居易的局限，就在于他仍“终极性”地预设一个（未发现的）“真正的面目”；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他者乃是一个根本无法确知的深渊。
而在两性领域，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已故的法国精神分析师拉康（Jacuqes Lacan）会断言“两性关系并不存在”。那正是因为：你的“另一半”（老公/老婆、男朋友/女朋友……）、或你所爱得死去活来的那个人，其实永远只是你自己脑子里面形成的一个影像，而非那个个体本身。换言之，某个具体的人之所以能够激发你的爱、让你确信是自己的“另一半”，并非因为他/她本身是怎么样一个人（那个个体本身在存在论的层面上，永远是不可穿透的），而正是因为他/她在你眼中，恰恰符合自己的幻想（幻想中的对象）。这就是很多人当突然遭遇到自己“另一半”的另一副“完全陌生”的面目时，往往会瞬间崩溃、由爱转恨……而那些爱情长剧或武侠小说，则往往会在最后宣布，那“另一副面目”其实乃是被歪曲的假象（他并没有“负心”而其实是去采“天山雪莲”，她虽然“改嫁”但实际上“宁死不从”、仍“守身如玉”……），而假象的歪曲者，则自是整个故事里的大奸角、美满爱情的破坏者……是以，这些电视剧或小说提供现代人的，便是最纯粹的幻想。正因为“他者的不可穿透性”，所谓的“两性关系”（不管某段“关系”是“幸福”还是“不幸福”、“美满”抑或“不美满”），永远是你自己和自身脑子里所幻想出的某影像的“关系”。
因此，尽管此刻有无数的人在谈论弗大枪击案的凶手Cho Seung-Hui，谈论他的性格、他的爱情、他的成长环境……但是，除了制造出多一个捶胸扼腕时刻（“谁想到这个孤独、不合群的学生竟会……”）、生产出多一些“天山雪莲”的故事（“他实际上是以极端的方式，对这个富人当道的社会表达抗议……”）之外，谁真正地“知道”Cho Seung-Hui？
“暴力”是怎样炼成的
除了以上这一点之外，这样的一个个人持抢杀人案，并没有提供我们更多的意识形态分析的空间，如果我们不打算走那些通俗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套路。
在这样的套路中，最差劲的一种，便是孜孜不倦地“分析”该凶手的个人性格、生活氛围、乃至成长环境，仿佛一下子个个“分析者们”都对此君十分“了解”，都曾看着他长大、或跟他一起生活过似的。“新华网”上有一篇《心理学专家：“兽性”已经占据凶手内心》的“分析”，文章起首便这样写道：“枪击案之后，赵承熙在人们眼中已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杀人恶魔’，有报道称无法仅仅用残忍和变态来形容他。然而在临床身心行为学家、香港身心行为辅导中心创办人李宝能看来，正是赵承熙孤僻的性格及其成长环境一步一步缔造了这个‘杀人恶魔’，案发前，他与女友的吵架更是成为导火线，他的行为可以用动物反击性本能来解释。……”文章最后的结论乃是：“李宝能认为，赵承熙对社会的承受能力已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而此时与女友的闹翻恰恰成了他杀人的导火线。他对周围人的仇视、对社会的不满全部喷涌而出，此时‘兽性’已经完全占据他的内心。”我们从这位根本不认识“赵承熙”（更遑论他的“性格”乃至“成长环境”）的“专家”所作出的这番“分析”中所能“了解”到的信息，并不是关于那位凶手或其他任何一个人，而惟是关于这位“专家”本人，因为认为这套“女友闹翻”+“仇视周围人”+“不满社会”=>“兽性”总爆发的逻辑“行得通”的人，首先便正是他自己（换言之，当他本人处身于“赵承熙”的这“三重状况”，他应对自己的“兽性”总爆发并不感到十分意外）。
在这类通俗社会学－心理学套路中，较为“高明”的一种，或许是对该韩国学生在异乡所遭受的生活挫折作“心理分析”、对弗大乃至美国社会对亚裔学生所“普遍持有”的冷落态度甚或深层歧视作“社会分析”……其中最“精致”的版本，还能把这种“分析”转化为一种“社会批判”。然而在今天，这类“‘精致’的通俗套路”，恰恰本身已成为社会暴力的藉口，并参入到暴力“再生产”的过程之中：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中，那些在街头群聚殴打阿拉伯人或黑人的光头党或新纳粹，个个都可以一开口说出许多这样的套路来（他们抢掉我们的工作、不尊重我们所珍视的自由理念……）。换言之，“我的暴力”跟“我”无关，那是因为其它的A、B、C……X、Y、Z。最经典的“心理学藉口”，还可以追溯到“我”童年时所遭受的“性侵犯”……在国内，2005年的那场所谓的“反日运动”（在网上则更是被称为“抗日运动”）中，我们不正是近距离地看到当代暴力的这种“精致藉口”：“我”砸烂了日本料理店、殴打了日本观光客，那实质上跟“我”没有关系，而是关于我们民族的“血债”、我们中国人的“尊严”……
有谁在谈论暴力？
弗大的这一枪击案，用当代法国政治哲学家巴里巴（Étienne Balibar）的术语来说，正是“‘ultra-subjective’ violence”，即彻底的主体性暴力。而恰恰值得我们进行意识形态分析的，乃是与之相对的“‘ultra-objective’ violence”，即“彻底客观的”暴力、或者说结构性的暴力，它指的是诸种内在于社会状况/结构的暴力。比如一个社会中的“赤裸生命”问题（该问题本身由当代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提出），即那些被卷入整个社会系统之中、却不被赋予任何“合法”身份、可以被随意牺牲的个体（如“非法移民”、“黑户口”、“流民”、“三无人员”等等）。针对这些“赤裸生命”的暴力，便正是结构性的暴力，因为对于此种暴力的分析，必然会走向对一个社会的结构性分析——该社会是如何对待被它排斥的、可牺牲的个体；更根本地，它是如何“自动”地“标识”、“区分”不同的个体。
然而在今天，人们——尤其是媒体从业者——总是习惯于把其“目光”投向往往具有震撼性效果的主体性暴力（不管是强奸还是枪击、不管是老父自杀还是学生滥杀）；而那结构性的暴力，则因其“不露痕迹”或“司空见惯”，在所谓“注意力经济”主导的博客时代，人们连谈论的兴致也没有。试问：在“孙志刚事件”之前，多少人曾对那些针对“无业流民”的社会性暴力关注过？直到孙志刚先生被殴致死，才有一些人开始谈论这一暴力，相关的社会机构才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是以，也真不知这一事件究竟是一件惨剧，还是根本上乃是一件“幸事”——若非如此，不正是会有更多的“三无人员”无声无息地惨遭暴力伤害？
在这篇“反评论的评论”末尾，我想顺便提一下：几年前我所在的澳大利亚墨纳什大学，同样发生了学生持枪射击案（两死五伤），地点就在我现在经常去的楼面的上面一层。对于今天国内就弗大枪击案之凶手国籍的那“长出一口气”的反应，值得指出的是，那次持多支手枪在教室里乱枪扫射的凶手，便正是一名中国留学生。对于那些因“国籍”问题而大谈特谈该事件的人们，或许对于他们有点“价值”的，是以下这一情况：墨纳什枪击案之后，澳大利亚的当地人并没有就此改变对中国人的看法或态度。我想在澳洲的多数华人，都可以为此作证。对“国籍”问题份外“敏感”的心态、乃至以“民族”血债之“藉口”行使暴力的行为，看来并非是一个“跨国现象”。
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日
这篇“反评论的评论”文章，系从《关于弗大枪击案》这篇日志衍发而来。
关于“赤裸生命”问题，请参见《Homo Sacer, or, 做狗也别做“穷狗”》这篇日志。
23/04/2007 让爱继续尽管杜可名同志一直（隐秘地）把我看成“不正常的男性”（直到要我承认我也看过港台三级艳情片，她才确认我为“一位正常的男性”），我却确定性地认为，杜可名是一位很正常的女性，因为她对“英雄，伟大，等等”词语会几乎是本能性地感到“脸颊发烧”。
抱着对自己文字负责的态度、抱着对使女性脸红之后的愧疚心情，在这里，要作一补充说明的是：昨天写的《杜可名，我心目中的英雄》一文中，“hero”一词是在strictly philosophical意义上使用。
我想杜可名可能没有兴趣读大部头的哲学论文，我从以前论文中找出一段论述，直接放在这里：
自杀性的英雄，是对现实秩序的一个溢出，因此，这种英雄，并非是现实世界所颁布的作为一种符号性“荣誉”的称号，并非是“英雄”/“普通人”这一意识形态二元区划中的“英雄”。苏格拉底式的英雄性-自杀性的哲学实践，并非是为了成就自身的符号性荣誉（“英雄”），恰恰相反，通过与他人的即时遭遇，通过哲学性的质疑与辩谈，这一实践恰恰是要将英雄提升到普遍的层面上。正如精神分析的实践，旨在将作为现实秩序之创伤性溢出的症状，提升到普遍的层面上（拉康赋予这种普遍的症状以一个专门的术语——“sinthome”）。邓正来在晚近的学术演讲中，当提问者表示“这些事情只有你邓老师能做，别人做不了”时，邓正来的回应是：我可以做到，你为什么便不可以？在这里，无疑邓正来正是尝试将他的激进批判，提升到一个普遍的层面上。他不是要做一个个人性的英雄，而恰恰旨在通过让人们遭遇英雄，使其自身以革命性的方式而成为英雄。 （引自《“狼口”中的快乐，或，“中国的主体性”》）
杜可名对于PLP的这份实践与投入，在这个全球市场化的“帝国”中，完全是刺出性的、自杀性的。而她的“一而三，三而九，九而无穷”的实践理念，恰恰则正是要把这一“英雄性姿态”，最终提升到普遍的层面上来。是以，正是在这一哲学-伦理学的层面上，杜可名，当之无愧是我们时代的一个英雄（当然，杜可名的先生似也没有必要马上拧开卡拉OK音响，引颈K歌一曲《我爱上了英雄》）。
here, the key point is：这样的“英雄性姿态”，是建立在自身激进的伦理实践之上，而并非建立于那套“英雄”/“普通人”的“二元区划”之上（譬若新浪网以extremely disgusting的方式，将人区划成“m”[名人]和“u”[普人]两档）；相反，它恰恰是对这类恶心的意识形态区划的激进冲破。
附：“杜可名同志语录”（既然脸已经“发烧”，就再“发烧”一次吧，是所谓“福可双至；祸，单行也别阿”）
1。说很容易，这个社会和教育现有的弊端，黑暗。。。几乎每个人，不管学历有多高，有没有学历，都可以张口就来说几句。但要是每个人只会说，而从来不曾想着怎样通过去“做”——去为改变做一些小小的努力。这样的“说”有什么意义？？（赞一个） 2。有些事情很大，譬如提高中国的贫困教育，有的人就想那不是我能做到的，自然有有能力的别人会去做。那要是每一个“别人”也都这么想呢？？？（最后一句，口吻有点像我的初中语文老师）
3。有的人的善良和爱心曾经被欺骗和利用。它使得我们多一份谨慎，但不能因为曾经被欺骗就永远不再相信，不再对他人怀有帮助之爱心。（赞一个）
4。这也使得我们要思考：做好的公益，不只是让人产生同情而为，我们要像做品牌那样作出大众对我们的信任，要想办法对大家的善意负责，想办法让大家捐助的物品和资金下去以后能真正起到最大的作用，想办法让“爱心”不是一句缥缈的口号。（有责任感，有伦理的担当，杜可名的先生夫复何求？） 5。每个人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从小到捐一本书、捐一支笔这样的事做起，再大的事业都可以实现。所谓聚沙成塔，众志成城就是这个道理。（这样的口吻[从小到捐一本书、捐一支笔这样的事做起……]，怎么不是一个曾经的少年先锋队员、一个19岁入党的有志青年说出来的？） Is it possible not to love Dukeming?
最后再加说几句“题外”话：
（1）本文写作口吻系有意而为——为的是谨防树立起杜可名同志的“高·大·全形象”。王少磊兄在“PLP周年征文”的应榜宏文中尝言：“碰到光滑、美丽、高尚、宏大的东西，我总想检查一下它的幕后和背面，看看是否像掀开了的宝马车头、厕所里的美女身后、以及开屏的孔雀的正对。”我虽然没有他那份强烈的“窥污欲”，但也开始着手防止杜可名成为一个“光滑、美丽、高尚、宏大的东西”（少磊兄为什么要用“光滑”呢，奇怪）。但行文时终于不忍太过唐突佳人（她倒着实有不少事可供“唐突”，“思量”再三，还是于心不忍；而至于厕所里美女身后的X，那更是闭上眼睛也不忍多想），于是中途只好拉他先生出来作一些“反面活动”（愧疚中、反省中、期望中——期望他不是“周瑜型”的才俊，我存下来的那点奖学金是为了日后娶媳妇的，没计划用来给他买补药）。
（2）《杜可名，我心目中的英雄》这篇文章本身实质并非关于杜可名，而是一篇自我检视性质的文字。而这样的文字也能令到千里之外的女性“脸颊发烧”，并对我有否看过艳情片感兴趣，也算是一件意外之“喜”（or, “祸”？）……（加写此行文字，纯粹是按照当年语文老师之作文要求，做到“首尾呼应”，杜可名的先生不可因此鼻角喷血，若要艳情片的话，倒可以私下借你一套因留恋张国荣而收藏的《色情男女》[张国荣、舒淇主演，两张VCD]）
（3）杜可名所开创的Pass Love Project的中文名称，被定为“爱心传递工程”。在长期遭受港台文化（“爱心”被用滥了）与“XiWang工程”（“工程”被用滥了）双重轰炸的当下社会，这样一个名称，怎能激得起早已“审美疲劳”了的大众的认同？我建议，不妨就叫做“让爱继续”：既然这份爱已然被杜可名以及她的同仁以“不可能的实践”创立出来，那么，就让它“一而三，三而九，九而无穷”地被继续下去（pass this LOVE）。
22/04/2007 杜可名，我心目中的英雄和杜可名MSN上说话，有一半时间是用来笑的，甚至在我很正经地告诉她我很钦佩她的时候。 认识她时间并不长，如果没有她前些日子的一个留言，也许我至今也不知道谁是“杜可名”。她是我的同龄人，可能还比我小两岁，19岁入的党，2X岁去美国，去年（也许前年）正式在密西根州立大学的儿童发展专业毕业……
这些数据的精准度无关紧要，甚至关于她个人的这些描述本身也无关紧要。2003年的某日，Pay It Forward这部电影，使一向关注国内贫困教育现状的她产生了一个“爱心传递”的理念。“一而三，三而九，九而无穷”，就是这个基本原理和“传销”雷同的理念，使杜可名成为了“杜可名”，一个开创性的“一”，一个让爱存在、使爱呈现的开端（关于爱的开创性实践，请见我以前文章《病中说爱》）。时至今日，由她和玄伟剑先生联合成立的Pass Love Project（爱心传递工程）所具体帮助过的国内贫穷地区的孩子，大家可以从www.passlove.org（PLP网站）或可名的博客主页上了解到。 我昨天告诉可名，“你知道么，我自从第一次上你的网站，就很钦佩你。你比我勇敢，或者说，我比你cynical，尽管cynicism是我批判当代中国知识界的一个主要地方。” （可名：“谢谢。我那是无知者无畏。”）“我可以找出一千个理由不去做这样的事：社会的外界因素，自己个人的忙，以及所投入的实践方向的不同等等。但是你就这样去开始了，让我心底很钦佩和尊敬。”
一个cynic（犬儒）经常会嘲讽社会现状，乃至讥讽权威，但他的基本态度就是：这我都知道，就是这么回事（“总统是靠不住的”、“天下乌鸦一般黑”、“TMD都是流氓”……）。只有当遭遇杜可名，我才遭遇到隐藏在自己袍子底下的那一点“犬儒”。我很赞同Zizek评论cynicism时的那句话——“A ‘man who knows too much’ is a man who can no longer act.” 是的，我确实可以找到一千个理由不去直接开始这样一个实践（“我的志业专攻是哲学与精神分析”；“我的实践广场是我的笔”；“在今天的社会，那种实践本身最后总会和Capital缠绕在一起”；乃至，“我是否有这样的组织能力”……）；而杜可名，没有任何的“思量”，就这样投入了实践。（正是她的这一勇气与魅力，若退回武周女皇帝的那个年代，我会甘愿做杜可名驾前的一个马前卒——此言不仅仅是一个俏皮的玩笑：最艰难的，便正是开创性实践，而跟着冲锋则要容易得多得多。）
因此，当杜可名说出“无知者无畏”时，它的始作踊者王大痞是否还好意思继续把它用作来耍流氓腔？
而我所惭愧的问题乃是：在杜可名面前，我和王朔的距离只是五十步与百步。My implicitly cynical gesture resides in the fact that by endlessly weighing the reasons for and against, I never manage to act. At a certain point, I must decide to "strike out blindly", saying to myself: "I really don't care all the concequences, let's simply do it."
我和我的自由主义友人分歧便在于，尽管我们共享许多对现实的激进批判，但我对“新中国”的很多理念是认同的，我至今仍为“为人民服务”等理念而内心鼓舞。向“全球资本主义”投怀送抱？这条路我走不来。批判今天中国的现实社会，和坚持它最初的founding ideas，在我看来，恰恰正是同一个战斗。现在不难理解，为什么杜可名同学19岁便被我们的党组织“看上”（而我的19岁，还只是在向党组织积极靠拢中、但显然尚没有通过它的考验——不幸的是，最终，我也没有能通过这份看不见的“艰巨考验”。问题当然是：到底是“谁”在考验我？考验我“什么”？背颂能力？喊口号能力？阉割思想的能力？溜须拍马的能力？或潜在的贪污能力？……）。我想，杜可名实践PLP，多少也正是和她自己那段岁月所树立的崇高理想相关。在一个彻底市场化的社会状况下，有这样的一些人在从事早已被抛弃的理念，这本身，难道不正是一个最大的鼓舞？ “Don't pay it back to me, pay it forward.”
尽管这句出自电影Pay It Forward的台词，是可名实践的基本态度，但我还是要“引经据典”地诚挚赞她一句：“‘名可名——非常名’，我心目中的英雄不多，你是其中一个。”
20/04/2007 关于弗大枪击案请各位朋友（尤其是媒体朋友）不要再询问我对弗大枪击案的分析或看法，我更没有写评论文章的想法。如果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便应该对各种事件快速作出自己的评论，那么他们只是“上镜知识分子”。对此事件，我还是只有一句话：我并不认为那是一个极具重要性的事件，尽管它是一个极其深重的悲剧。
也许，这一悲剧所反射出的唯一具有理论意义的一个信息，便是“他者的不可穿透性”（the impenetrability of the other）：在现代社会中，尽管我们都似乎熟悉法律、道德、习俗等等各种社会规范，乃至见面“亲切地”互道“how are you”或“吃过饭了么”，我们仍永远不可能确定性地知道，另一个个体下一步会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存在各种法律规范等“外部保证”，“诺言”（或“promise”）这种古老的形式依旧长盛不衰、始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扮演着重要角色；换言之，我们仍需要对方向自己做出个人性的保证，即使彼此心底都清楚，作为一种符号性的交换（symbolic exchange），“承诺”、“信用”乃至“发誓”本身所带来的，根本上也仍是一个不确定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止一次经历过——或者看别人经历过——这样的捶胸时刻：“我以为我是最了解他的……”“我对她是这样的信任……”而在两性领域，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Lacan会说“there is no such a thing as sexual relationship”。对这个命题的阐释，我在以前文字中已经写过很多，这里没有必要再展开。
因此，除了以上这个point之外，这样的一个个人持抢杀人案，并没有提供我们更多的意识形态分析的空间，如果我们不打算走那些通俗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套路（诸如该韩国学生在异乡所遭受的挫折、弗大对亚裔学生所具有的冷落态度乃至直接歧视……）。今天那些在街上随手殴打阿拉伯人或黑人的光头党或新纳粹，都可以一开口说出许多这样的套路来（他们抢掉我们的工作、不尊重我们所珍视的自由理念……）。用Etienne Balibar的术语来说，这一枪击案正是"ultra-subjective" violence，即彻底主体性的暴力；而恰恰值得我们进行分析的，乃是与之相对的"ultra-objective" violence，或者说，structural violence，即内在于社会状况/结构的暴力（如我在前一日志中所分析的Homo Sacer问题，即一个社会是如何对待被它排斥的、“自动”地“标识”为“例外”的、可牺牲的个体）。
最后提一下，几年前我所在的MONASH大学同样发生了学生持枪射击案（两死五伤），地点就在我现在经常去的楼面的上面一层。对于今天国内对弗大枪击案凶手国籍的那“长出一口气”的反应，值得指出的是，那次的枪手，便正是一位中国留学生（事件之后，当地人并没有就此改变对中国人的看法或态度）。关于弗大枪击案，“大学发言人Larry Hinker指出，凶手Cho Seung-Hui是一个孤独、不合群的人”（更有《心理学专家：“兽性”已经占据凶手内心》这样的“分析”）；这样的通俗社会学-心理学分析，同样可见于当时MONASH枪击案后对凶手的“分析”（“涉嫌开枪的中国留学生英文不好，很少朋友，常因为没有人明白他而表现沮丧”……）。朋友，若你满足于这样的“分析”，有的是“公共知识分子”可以找，请别找我。 18/04/2007 Homo Sacer, or, 做狗也别做“穷狗”父亲在MSN上告诉我，刚刚给我家的狗狗露露办好了“狗证”，并传给了我它的证件照片（这证件实在也简单得可怕）。终于，这笔钱花下去，使露露摆脱了Giorgio Agamben笔下的“Homo Sacer”状态——尽管活着却已经被“视作”已死，可以随便捕来、虐杀。
这个世界，狗的悲惨，何尝不同样是人的悲哀：孙志刚们不正是活着却已经被“视作”已死，可以随便捕来、虐杀（尽管孙先生本人已办好了“证件”）？反过来也是一样，人的这份悲哀，同样也是狗的悲惨：即使露露已办好了“证件”，万一它一个人跑到路上，只因没有给它买一身高贵的“行头”、看上去仍像流浪犬（流民），等待它的——不是在“黑暗角落”里等待它，而是在“太阳底下”等待它——依旧是那死路一条。这些当代“文明社会”中的赤裸生命（bare lives），以及“标识”他们“死”与“生”的那一整套符号性机制，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Michel Foucault当年对“生命政治”所作出的批判性分析（关于“太阳底下”的“文明社会”是如何建成的，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看一下史泰龙主演的好莱坞动作电影Demolition Man）。真正的“活死人墓”，又岂在传说中的终南山底下的黑暗地窖之中？
和这个“现实社会”相同的是，若抛开金庸笔下诸种赋予少男少女读者们以浪漫想像的诗意描述之外，小说中杨过也确已成为“社会”（作为一个“社会”的“武林”）中被排斥的“例外”，尽管活着却已经不被认同为其中的一分子。黑暗地窖只是他这种状态的一个外部说明而已，是他“天下之大无处容身”、以情愿在黑暗中死去的心态而选择的境域。经过小说家的精心安排，杨过后来终于又重新拿到了“大侠”的身份（办好了一个高级VIP证件），但他气质中那不同于袁承志、张无忌等其他男一号们的狂（并最终获得了一个“西狂”的符号性身份），却正是在他沦为“Homo Sacer”岁月中铸就的。也正因为他所经历的这种处境，被断去一臂这样的煞风景的“非常情节”，就只能够安排在杨过身上，而无法安派到袁承志们的故事中。同样地，令狐冲身上具有着同杨过相近的气质，也正是因为他经历了被“社会”除名——逐出门墙、逐出五岳剑派、逐出正派武林，而只能成为一个江湖的“流民”……金庸得以招徕读者，是他让杨过碰上美丽而武功高强的小龙女、让令狐冲遇上美丽并能号令群雄的“圣姑”盈盈；没有这样的纯粹的幻想性桥段，金庸笔下的这几个主人公在现实中的结局，有多少能逃出孙志刚们的命运？我们可以从金庸笔下的配角身上，无数次地看到这种“江湖流民”们的真正下场。
记得前些时一位刚从西班牙度假回来的朋友气愤地告诉我，他正在观光途中却被拦下告知，他需要返回Madrid、去行政机构补办某证，否则在当地他的“身份状态”即等同于“死人”。他气愤地回应道：这种凭一张纸就把活人当死人的地方，不去也罢！那位守门保安的回答更妙——
他微笑着说：那么，先生，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你还有什么地方可去。
是啊，你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当“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活死人墓”？
对于穷人（当代的正式称谓是“三无人员”）、“穷狗”，除了孙志刚已经去的那个“地方”，你还有什么地方可去？
或许，一个真正的“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便是：全世界的“无证阶级”（或用Jacques Ranciere的术语，“a part of No Part”），联合起来！
露露的“狗证”
在这里，你不用再害怕...
（在“太阳底下”的另一处，被虐杀的Homo Sacer们...）
你“不属于”这个社会（“文明社会”、“和谐社会”、“公民社会”，whatsoever）
“流民”的真正下场——被捕去
等待它们的，是死路一条（对于“社会”来说，它们本来就不曾“活过”）
“流民”的真正下场——被虐杀
悲 （这里没有金庸笔下的幻想性桥段——小龙女一声“过儿”、飞身降临来保护它；抑或，那“小龙女”本身就在笼中？）
你们也算是“文明社会”？
the constitutive violence of “civil cociety”
...没有人（也许除了executioners外）能贴出孙志刚们被虐杀的照片，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一个“有证阶级”的“公民社会”里，作为“a part of No Part”的他们也是——
死不瞑目
（“根据许多大中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的规定，外来务工人员必须办理暂住证，否则视同流浪者。警察有权抓捕这些没有暂住证的人，并把他们遣返原籍或者关押于收容所。在实行过程中，警察往往只锁定那些没有职业的外来农民工、流浪者、乞讨者等弱势群体。在相关城市的一些大型活动之前，警察为了保安和城市形象往往采取集中抓捕和遣返的行动。2003年3月孙志刚在17日晚上出门上网时忘记了把身份证带在身上。结果在当晚11点左右，他在路上被查暂住证的警察送往黄村街派出所。在这里，他打了一个电话给他的朋友，并要求对方把他的身份证明文件送往该派出所。可是当对方到达派出所之后，才发现孙志刚已被转送往收容站，其收容表格上莫名其妙说其是三无人员，符合收容条件，而事实是孙本人有正常住所，有合法工作，有合法的身份证件，并不符合收容条件。20日，孙志刚被发现在一家收治收容人员的医院死亡。”——维基百科“孙志刚”词条）
附记：前些日子，国内知识分子与各大知识媒体，全情地投入王小波逝世十周年的隆重纪念；然而，孙志刚被殴致死的“四周年”，却是时过境(未)迁，无人再有兴致谈起。谨以这篇日志，来作“为了忘却”的悼念。
The spectre, is still roaming around...
16/04/2007 博客建立两周年纪念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
(一)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难以开口道再见
就让一切走远.. (二)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们却都没有哭泣 让它淡淡的来
让它好好的去 (三)
到如今年复一年
我不能停止怀念 怀念你...怀念从前 但愿那海风再起
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 12/04/2007 墨尔本某华文大报...
请问Sam：“物业”包括哪些...
含多少鸨婆、龟公？以及，多少“服务”从业者？从业者中有没有你的母亲、闺女、三姑六姨？（华人企业多“任人惟亲”，不知你是也不是？）日常嫖客多少人次？其中含不含“监守自‘嫖’”？从业者平均每日多少“服务流量”？总院每日多少“合法收入”？其中多少用于支付从业者的医疗检查？大床多少张？套房多少间？“辅助性工具”多少副？有没有特殊录像设备以用来敲诈某些来澳“公干”官员？
there is more...
08/04/2007 心中暗道——“惭愧”感谢无缘相识的林刚学友的对拙作《日常现实的变态核心——后“9·11”时代的意识形态批判》的评论：
以下出自林兄的法律博客“正午时刻”：
大年初三在杭州博库书城就看见吴冠军的这部新书，觉得真是让人意外：原来吴冠军还可以是这个样子的（我心里想的是“很前卫”），这和当初读《多元的现代性》时留下的印象相比，反差真太大了。当时没有买下，怕回北京的时候提着太累，哈。
前几日刚读几页就不能释卷。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书的装帧设计乃是由吴冠军亲自“操刀”的（我想，封面上的那幅画肯定是他自己选的，封底的照片及照片旁边的文字也很可能是）。这幅画的作者与名字不记得了；但配在吴冠军的书上，它的含义就很容易理解了——作为装帧设计，配图本来的意图是用来诠释正文的，但它的实际效果也许正好相反，正文解释了这图画，比如对于我这样对美术作品没有什么了解的读者——“日常现实”就如这西装下的世界，一个女人的明媚的世界，是大地稳重的世界；而“真实”却是乌云密布、波涛微兴的海洋，仿佛有巨大的暗流在酝酿。西装似乎就代表男人，也就是说美丽的女人世界恰恰不是女人（拉康：女人是不存在的），而是男人的幻想（“变态”）。男人没有面目（也许面目是太真实的东西？），独手拿着一束玫瑰——我想，在当下这个时节，人们会倾向于将整幅画理解为爱情：男人为女人撑起蓝天白云。然而，独手紧握的玫瑰可能是个极端自恋的暗示：因为女人也没有面目，她究竟是谁？没人知道她到底是谁，她并不存在——那不就是他自己吗？然而说到底，连这个自己也不过是“不知道是谁”用衣架挂在虚空中的空空的套装而已（所以整个爱情也不过一个意识形态错认）。
这也许就是吴冠军这部书的理论宣示：拉康。这也许就是这部书要揭示的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机制。不过也许应该重视刚刚发生的不同诠释视域并存的状况，我相信，这可能恰好契合了吴冠军整部书的品质：刺穿现实之幻想的激进批判态度（即揭穿图画之空无主题的否定视角）与肯认某种真实/现实（real）的决定（即决定为所爱者守护虚幻之爱情的肯定视角），在这本书里是结合在一起的。一方面，普遍人权被批判的眼睛揭露为与色情片同构的东西，人权主体本质上乃是色情片的主角，是X without X；另一方面，吴冠军的政治介入却有一个肯定性的核心，一个与《多元的现代性》中的吴冠军始终保持一致的吴冠军。
这种并存的状况提示了一条很重要的信息：政治或许有独立的来源。也就是说，拉康如果有其政治建构的话，那也不是拉康主义的。就眼下这部书来说，它的表现就是激进的拉康主义批判“实践”，包裹着稳重的康德主义政治——也许这个拉康主义的批判之所以能够称得上“实践”（用康德对实践概念的定义来说，恰恰是因为它有个“变态的”康德主义核心，一个幻想的核心？由此我就联想，政治的（the Political）的根源有其独立性，这难道不正好在《日常现实的变态核心》中反映出来了？
刚读了几页，我就不忍释卷，以至于破坏了整个周末的计划。也许这就是来自真实（the real）？呵呵，开个玩笑。就这部书表现出来的理论上的气度来说，实在是非常之吸引人。它有四两拨千斤的敏感——一个不必定黄色的黄色谜语，带出的被视域融合话语所忽了的伤痛感，似乎就轻而易举地质疑了诠释学。它有贯穿整个存在的本领——从咖啡到Sex到人权到政治到战争，存在仿佛被同一种症状所贯穿，也被同一束亮光所“刺穿”。当然，商榷的地方似乎也确凿是有的。例如，吴冠军先生借用哈贝马斯的“真诚性”概念，主张除却真诚性，我们不剩其他的了，并以真诚性作为一种内在的自我伦理。若是要“细抠”，还真是有些可以讨论的余地。真诚性作为具有合理性的一种有效性主张，仍然是可以论证的。所以，“学界风传”，包括学界明明白白发生过、争论过的“事件”（比如长江读书奖的评选），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拿来作质疑真诚性的材料。不过，我还是同意吴冠军的建议：真诚性必须是一个预设。但我觉得应该更进一步作一个主张：预设真诚性并非仅仅是良性讨论的一个条件，它乃是理论/学术/知识本身的条件的；否则理论本身便不能成立，而不只是讨论年不能进行而已。
总之，我想说的是，这本书读着很“爽”（用吴冠军书中用到的一个形容词）。
06/04/2007 复活节的白发从前借来的一盘ＶＣＤ影片，是时候该还了
(一)
想不再回头
又不想错过 想不想之间 着了魔... 重逢后
白发后 又怎知道 是恋火 是如何...烧毁我 (二)
假使你
仍然认得这个我 不枉我换来 这结果 狂傲地
任性地 为想等你 望清楚 为你疯魔...这样错 (三)
爱我吗?
不恋也恨! 等到白头 未染尘 爱我吗?
但如何敢问 忘掉你...像忘掉我心 (四)
生死也为情
是否不会有 只得苦恋可永久 明明是没以后 但怎么我仍牵手 让你减轻你内疚 生也猜不透
死也猜不透 发白透... （林夕词、张国荣曲、王菲唱）
殷离倚天屠龙记尾章的殷离，她在追寻一个人，并且，她很清楚这份追寻最终被实现的(不)可能性。
我也在相同的意义上追寻。
02/04/2007 有没有试过注射吗啡后阅读齐泽克？Provisional diagnosis: PR bleeding.
On examination, PR was markedly painful.
Treatment: Morphine
Follow up suggested: Will see Surg in clinic in two weeks.
这是从医院里拿回来的诊断书上的内容。在注射吗啡之前，医生看到我正在病床上捧读Zizek's politics，便拿手中针筒在我眼前晃了晃：“this is very intense, you won't remember any politics afterwards”。看到我吓了一跳，她温和地微笑了一下，继续晃了晃手中的吗啡：“but the good thing is ... this can take away your pain."
结果我在注射后，并没有“遵守医嘱”，而是继续拿书捧读。当然，本意就是想体验一下这样读书到底会读出什么来。
而我的这份体验便是：书继续看得津津有味，而疼痛则也继续痛到摧心彻骨，以至于束手无策的医生最后在诊断书中写到这句：“On examination, PR was markedly painful. ”（所有的examination，都是在注射吗啡之后进行的）
也许，唯一的“经验性”结论只有是：吗啡这类“毒品”，对我的身体无效（不过刚注射下去时，马上便感到呼吸压抑、血压下降）。而至于我身上这种程度的pain，在今天这个“反恐战争”的时代，也实在只能是“司空见惯”的程度，不过现在若我去演《24》小时，应该比那些演员更逼真。
看来这一辈子，我是注定无法体会到那种“walking on the clouds”的飘飘然感觉了。不过好在，对于我来说，读书——当然，不是读所有的书——本身就能带来一种独特的“高潮体验”，因此情愿不要“飘飘然”、情愿继续剧烈疼痛，也不要刚看掉的五十几页全部忘光。
（刚刚倒真的吓了一跳：一位朋友在MSN上告诉我——“吗啡和杜冷丁一般也只在手术后才能使用，且不轻易使用。杜冷丁超过两次就可能上瘾，人家锯腿也一般只使用一次，但它的止痛效果与上瘾程度都只有吗啡的十分之一；吗啡的话有些癌症病人到了晚期疼痛厉害，会使用。”）
01/04/2007 四月一日的...“我”我
(主唱：张国荣)
I am what I am 我是我 多么特别的我 多庆幸
大地有不只一种足印 神做世人 种种色色都有他公允 我很庆幸
站在我屋顶快乐做人 拿著我心 告诉世界何谓勇敢 我是什么
在十个当中只得一个 葡萄园里 响起水仙子的赞歌 我是什么
是万世沙砾当中一颗 石头大这么多 我也会喜欢这个我 我很庆幸
万物众生中磊落做人 怀著诚恳 告诉世界何谓勇敢 石头大这么多
感激天生这个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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