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最近一直“追问”我，何时练成了一套“龙抓手”？

 

 

令我无可辩驳的是，晚近的一些照片中，竟真是一“抓”接着一“抓”……

 

 

 

 

 

 

 

 

今晨一位朋友来电将我从梦中吵醒，“兴奋”地说道——

 

 

“实践与文本”网站的首页惊现“双抓”！

 

 

我打开一看，果然，赫然“双抓”入目（全文为《吴冠军先生主讲我中心第26期工作论坛》）。

 

 

 

 

 

 

尽管下午有事出门在即，但只好先在这里声明如下：

 

 

请各位女同胞们不必担惊、莫要害怕，本人所无意练成的“单抓”抑或“双抓”，皆同韦小宝同志所传下的“十八抓”，属于性质全然不同的两套功夫（比如，后者只能关上房门演练，而前者则可公共演示……）

 

 

 

7月4日附识：

 

 

今天下午与杨小滨老师、张念学姐一起饮茶，谈论二十世纪思想人物，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念姐的“诊断”下，本人晚近所习在身的此“抓”，乃系一种“强迫症”也，其源头——根据齐泽克告知我的说法——则来自于阿多诺：阿氏在作学术报告时，必须得“抓”一物事，方得精神大振，行云流水……

 

 

当然，我也许比阿多诺“正人君子”得多——“抓”该“物事”实无法“抓”得下手，故仅对空气“空抓”一番也。

 

 

至于此“物事”为何，则留个谜语给大家猜吧；当然，也是出于为名人讳之故（当天喝茶时，当闻听此事，作为“持不同性见者”的念姐尚能神情自若，但治法兰克福学派、对阿多诺尊敬有加的小滨老师则是神色剧然大变、连连摇动他那张帅气的脸，“不会的、不会的，阿多诺在公共场合决不至于干出这种事”……）。

 

 

 

 

 

 

 

上周五在师大，蒙陈赟学兄赠送他的新著《天下或天地之间：中国思想的古典视域》，虽其中大多文字都已读过，但拿到该书，还未翻卷就已爱不释手！最近刚又看到陈赟兄对我前些日在南京大学关于儒学的那场讲座所写的指正性文字，既精要且精到。这些年我在研读国学典籍时，陈赟兄的著述时时带给我手舞足蹈般的惊喜与佩服，此次亦然。这几日我因为家事所困，竟无半小时自由时间（起床即要出门，回家就已午夜……），当会尽快写出我思索后的一些想法。

 

 

 

 

 

6月22日，与海裔、吴冠军、柯小刚、郭美华、刘梁剑、成守勇等在思想所小聚，冠军先生以其在南京大学马克思论坛上的演讲《实践“不可能”——或，为什么儒家遗产值得捍卫？》相赠。冠军兄此文极为精彩，涉及内容也很多，对我启示也良多。此篇论文部分内容与拙作《中庸的思想》相关，我回家阅读后，遂有些感想。与冠军兄分享。

 

 

冠军兄：

 

 

谢谢惠赐大作《实践“不可能”——或，为什么儒家遗产值得捍卫？》。你从真诚性危机的角度诊断现代性本身的内在问题，由此触及到实践“不可能”的困境。我个人非常认同，觉得这是一条具有生机的思路，之所以如此认为，我是觉得现代文明的底板构成或基底构成实在是虚－伪，此一虚－伪的结构根植于语言、概念与实在的现代关系形态之中，与此相关的是，真诚性与真实性的分离——或者以正面语言的来说——二者之间的畛域性的自律，乃是现代的一个基本要求，或者说，是现代性分化过程的一个产物，这后面弥散着的是业已变异的古希腊的空间思想，在文化自身的整合过程中作用之突出。您通过哈贝马斯而坚持真诚是与真实、正当鼎足而三的有效性宣称，实际上提出了真诚的问题在现代思想－文化－文明中的结构性位置，其实对此的进一步思考，必然要超越沟通行动理论所能承载的负荷。

 

 

在引入儒家思想资源时，您试图从主体性（成己）、主体间性（成人）与客体性（成物）三个角度理解儒家思想的真诚性思想，确为兄之卓见。当然，这是在现代语境，在思考实践之不可能的语境中的创造性转换，因为，您的这样一种理解，其实是立身在主体性思想为底板的现代文化的地基之上的，但这样一来，中庸思想的那个相对于现代性的古典性的维度就不容易显现，也就是说，中庸或先秦儒家思想中有一些不能够由主体性思路所穿透的内涵，很可能随着我们立足于现代性视角的创造性转换，无以立身。因而，我的一个叙述策略性的建议是，不妨反过来这样说，是真诚性给出了主体性、主体间性与客体性的相关关联或统一的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真诚性的问题，就会发现真诚性的问题在现代思想中应有的核心位置，当然，这种位置不是一个描述，而是从规范性的立场所开启的一个可能，甚至您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宣称”——当然，它具有宣称所不能穷尽的内容。

 

 

我完全同意君子的到来品性，我想这也是我在《中庸的思想》中一再坚持的东西，我那本书的最初书名就是《到来的中庸》，这一命名可以看出我对到来性或可能性这种进行时态或者说现代进行时态与将来进行时态而交织成的叙述方式的关注。由此而使得实践之不可能的思想在此得到深化，不管是成己、成人还是成物，这里叙述得以展开的最基本内核仍然是进行时态中的“成”。但对“成”的理解，还必须涉及到与“生”的关联，人的实践以“成”为主体，但却不能是以“生”为主体，“生”涉及到“成”的源头，“成”必然是对“生”的推进与继承，而“生”在某种意义上不能从主体性的脉络来理解，而必须从天的视角才能得以理解——这正是儒家遗产与以主体性刻画自身的现代性的一个张力所在。“生”虽然可以在“主体”身上发生，但其最根本的来源却是“天”，“人”道在任何一种意义上都是“天”道的一个部分，但却不能反过来说，天道可以成为人道的一个部分，如果后者得以可能，那么它首先只能作为一个脱离了真实性的“宣称”而存在，然后才可以作为一个由宣称而推动的实践所固化了的现实而出现，尽管如此，一旦从真实性的脉络中来看，宣称必将还是宣称，即使它造就了部分的现实。这正是我坚持通过诚的实践所给出的世界为什么不是基于主体之人的意志与欲望而建造的世界、不是任何形式的创世，而是世界之自行给出的根本“道理”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以一种防御性的姿态面对将人理解为世界的创造者与建造者的观念的根本道理所在。您的论点恰恰是：“人－—无论如何——正是世界的制造或创造者”。我明白，我们甚至可以在某种事实上验证人作为世界的创造者或建造者的论断，例如在现代世界中，与自然（自己如此者）的终结相联系的正是人的创造者位置的现实化运动，但即便如此，来自自然的报复并不能由于创造主体（人）的创造而泯灭，所谓自然的终结，不过是人在终结自然，但自然并不会因为人的终结自然的活动而自身终结。否则我们才真正难以摆脱糟糕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思想模式对自然的理解。因而，当安乐哲、郝大维以创造性来翻译诚时，这里可能发生的问题，是诚的问题被置换的危险，也即他们所讨论的中庸与诚，或者说他们变异转换了的中庸与诚，具有一个源与流之间、体与用之间的过度紧张。对于《中庸》而言，人的诚之的行动虽然可以是一个位天地、育万物的行动，但毕竟不是创造天地与万物的行动，而只是一个“配天地”的行动，换言之，诚的主体是天（人之天），是人（天之人），通过诚而抵达的是天人之间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在整体上是一个生成过程的给出，而人的活动只是这个生成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与天毕竟有所分工。所以，当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时，诚的主体便不能仅仅从离天之人的视角来加以理解了。

 

 

先想到这么多，只是一时的感想。说出来与吾兄分享。

 

 

 

 

岁月沧海 人间有恨!    谁之襟角 抹我泪痕

 

 

 

 

 

齐泽克：一个满肚“坏水”的好孩子

 

作者：吴冠军

 

　　齐泽克（Slavoj Žižek）在中国的首次学术访问，终于在六月的申城划上句号。在南京大学与上海社科院的邀请下，我担任了老齐此次中国之行的学术翻译，并和南大的胡大平老师对老齐在中国的活动全程作了陪同。这几日本应好好在家休养，充分恢复一下被老齐“吸干”的元气，无奈却因“脸皮嫩”的老毛病，挡住了两位编辑朋友，但仍没有成功拒绝掉第三位朋友的约稿。出于对承诺的践行，就于这篇小文之中，简单地记一些我和这位思想家交往中的点滴。

 

 

　　可以写的东西有很多很多，比如，老齐具有着极度敏锐的观察力与记忆力，使我们都深深相信，他自称有当“spy”（特工）的能力绝非虚谈；他对身边所发生的一切都充满着偏执狂式的了解欲，每隔一分种都会问出一个全新的问题；然而一旦让他开口发表起意见来，却又总是如水泻地、滔滔不绝，使人根本无法插上嘴……但是在此处，我最想写的一点，便正是我在南京回答一位记者时所说的——

 

 

　　老齐是一个好孩子（“个人”层面上），尽管他看上去很坏（“理论”层面上）。

 

 

　　想必出乎所有齐泽克的认真读者之意料：尽管在其著述中下笔每每让人“触目惊心”，然而，老齐本人在生活中，却是一个如此彻底的好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不沾毒、拒绝宴会、厌恶跳舞、从不“一夜情”、从不“找小姐”……以今天西方社会（乃至当下的中国社会）的“普遍状况”来看，个人生活中的齐泽克，几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孩子！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个好丈夫（从不婚外“出轨”）、好父亲（总是花大量时间陪伴小儿子游戏）、好朋友（并非只顾自己出书成名、而是花大量精力热心帮助他的斯洛文尼亚学友们与后进们）……

 

 

　　是以，十分有意思的是，齐泽克的意识形态分析，批判性地尖锐揭示出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的变态结构——堂皇的“外表”（成文性的法律等）与它底下的淫秽核心（必须不写出来的隐秘指令）；然而他自己，却恰恰是这个结构本身的颠倒：他看上去十足淫秽、坏得要命，但私底下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孩子。他自己对此的“辩解”是：他很想要变“坏”，但每每略作尝试后，却总是不成功、实在不喜欢，所以，他是想“坏”而没能“坏”成。

 

 

　　对于这个典范式的好孩子，我也着实“坏”了一把，特意地“试”了他一下。老齐在南大浦口校区的“电影讲座”之后，第二天早饭时我告诉老齐，看到网上一位“女粉丝”声言情愿做老齐的情人，盖因在今时今日的中国，没有几个男子会像老齐那样来理解“真爱”了（老齐浦口讲座几乎有一半时间在谈“true love”）……老齐闻言后立即问我：这个女孩有没有同时贴上她的照片？我说“没有啊，不过倒是可以跟贴问一下”。老齐低头“挣扎”了半分钟后，终于摇了摇头，口中喃喃：“不行不行，我已经有了太太，我以前告诉过你，我必须要熟悉一个女孩后，才可能对她产生感觉，所以这种事不行……”随后仅仅两秒种不到，他的眼睛又露出了惯有的狡黠光芒：“哈哈，我想到了个好办法：我授权你代我去约会她，告诉她见你如见我，然后做你该做的，最后向我汇报一切细节……”一脸坏笑的老齐，还不忘拍拍大平的肩头，安抚地说道：“谁叫你也有老婆孩子，得做个好丈夫好爸爸，所以这事很抱歉就不能交给你啦……”

 

 

　　老齐在以下这一点上，倒是理论与实践完全一致：在理论层面上，他把“envy”（妒忌）作为分析当下意识形态现实的一个核心要素；而在日常生活中，他本人倒也恰恰是不断地实践着“envy”。比如，当他被告知中国人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什么都敢吃时，他立即不“示弱”地回答道，他们斯洛文尼亚人除了睾丸不吃之外，没有不敢放进嘴里的！而当他每每听到一个构思精妙的“中国式”黄色笑话后，除了笑得前俯后仰、连声叫绝外，则一定要回上一个更加“厉害”的段子……

 

 

　　老齐和我的“对抗性”关系，也是建立在他的“envy”之上：老齐频频拿我“调侃”，始于“观察”到某次讲座之后，除了有大批听讲者一拥而上找他签名合影外，也有部分人同时找我要签名，这立即又触动到了老齐的“envy”了。之后每每遇上相似场面，老齐就一脸坏笑地指着我，嚷嚷着什么“一个未去一个又来”……但随即又迫不及待地扮演起“父亲”的角色，在耳边循循“指导”我——“在签名底下，加上电话号码”……

 

 

　　有一次讲座结束后，我没有随同他和大平一起离开，而是跟着一位女孩子走了（她要拷给我一些照片）。第二天吃饭时我正好又稍稍晚到，没想到竟发现老齐在和大平辩论我的“道德水准”的问题；再仔细一听，对我持“辩护”立场的大平显然在滔滔不绝的老齐面前，已逐渐力不从心……我只好对着老齐指指自己的衣服，“看，我穿的不是昨天的衣服，你总该相信我没有在那个女孩子那里过夜了吧……”老齐贼笑了两声，仿似心中已牢牢认定我“guilty as charged”（罪如其判）。

 

 

 

 

　　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老齐对我“调侃”与“开涮”之热情与日俱进，快速地升级，最后则发展到由“私下”转而“公共”。在南大的最后一场讲座，主题是关于“作为一个意识形态范畴的礼貌”。在接近尾声时，老齐歪着脑袋看着正在翻译他最后一个问答的我，肚子里又开始冒出“坏水”。结果在我翻译完后，他还没等最后的掌声响起，抢着加上一句：“今天讲的是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礼貌，我们现在就将看到它的隐秘操作：我会感谢吴冠军先生的辛苦翻译，而他则会立即说‘不用谢’或‘我的荣幸’之类云云；而我可以肯定，这个小子回家之后，一定会做个巫毒人偶，刺上我的名字，每天用针狂扎”……在上海社科院的那场讲座最后，老齐又一次在结束前抢加了一句：“我要特别感谢吴冠军先生，他总是翻译得那么生动、充满激情，使我觉得他其实才是真正的主讲，而我则只是在把他的话翻译成英语”……

 

 

　　对于老齐的“揶揄”，正面的“抵抗”，我无论如何是“抵抗”不住的了（毕竟此老久战“沙场”、久经“考验”）。最后我唯一的策略就是，作消极的“不顺从”。在上海社科院的那场末了，眼看老齐又开始嘴冒“坏水”、“损”人不见血，我一俟他“揶揄”完后立即带头鼓掌，效果果如预期所料：满场的掌声宣告了讲座结束，而我则可以不用把他的最后这段话（即哀叹他变成了我的“翻译”云云）翻译出来，使老齐的“坏水”之传播范围，仅是会场中的有限几人而已。主动向老齐“还击”是“还击”不了了，但中国人那套似有若无、软推横移的“太极拳”功夫，老齐陡然第一次遭遇，也是干瞪眼没招使。

 

 

　　老齐离开中国前的最后一天，我和大平教授、《凤凰周刊》的吴海云小姐（大平的学生）一起陪老齐在大上海闲逛一圈。可能因为一身轻松，午饭时我心血来潮、话说得比较多，一不小心对老齐漏出了一个晚近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私人性秘密。刚说出口后我就心道“不妙”，但其时已晚。只见老齐高兴得摇头晃脑，拍着我的肩膀道：“下次我来中国的时候，你就得给我做‘全免费’的翻译了，不然的话，嘿嘿，你的秘密，嘿嘿……”

 

 

　　老齐啊老齐，我敬重你是个好孩子，偏生肚子里的“坏水”又是如此之多！老齐在上海社科院的讲座中，公开声称他和我是“harmonious couple”（和谐的一对），但我们两人心里都清楚得很：“和谐”表象所遮掩的，便是那永无休止的对抗与斗争。

 

 

　　　　　　　　　　　　　　　　　　　　　　　　二〇〇七年六月十八日星期一
　　　　　　　　　　　　　　　　　　　　　　　　（原载《第一财经日报》2007年6月22日）

 

 

 

 

 

  

（老齐这些日子和胡大平老师、张一兵老师之间，也有无数令人笑到肚疼的故事。但他们比我忙得多，且应对媒体约稿有一手，不知何时大家能读到他们的散记。我虽也在旁亲闻那许多趣事，但实不能代笔叙之也。）

 

 

 

 

谢谢冥界天使君的留言相告，现经由主办方的重新安排，我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学术报告安排在本周五（22号）下午2：30。本次报告的主题（《卑污的结构——或，真诚性何以成为一个问题？》），正好同南大的那场报告（主题为《实践“不可能”——或，为什么儒家遗产值得捍卫》）形成一个结构上的连贯，系我这两年除博士论文写作之外的思索核心。期待在上海的各位学友莅临指正、严厉批判（批斗也可以阿）。

 

 

 

 

时间：6月22日（周五）下午2点半，地点：理科大楼A212

 

主持：刘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主讲人：吴冠军（澳大利亚墨纳什大学博士候选人）

 

主题：卑污的结构——或，真诚性何以成为一个问题？（The Abject Structure Or, Why Sincerity Becomes a Problem）

 

 

内容简介：“真诚性”的问题在当代学术研究中向来“边缘”。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将“真诚”置于理论核心的思想家之一——“真诚”在他那严拒策略性行动的“沟通行动理论”体系中，乃是与“真实”、“正当”鼎足而三的“有效性宣称”。然而即使是哈氏，真正在其理论体系中占核心份量的，乃是“真实性”与“正当性”（尤其是“正当性”），而“真诚性”所占的，仅仅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位置。然而在主讲者看来，“真诚性”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真诚性”缺失的状况下，谈“正当性”只是侈言。同时他认为，从“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的路径来讨论“真诚性”，最后所遇上的只可能是一个“dead end”（最后问题即落在个人如何真诚，或个人在言语行动中如何遵从真诚性的有效性规范）。是以，主讲人转换研究的进路，从结构性的视角来考察现代社会的“真诚性”问题，并进而对当下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意识形态展开一个深入的批判性分析。

 

 

 

 

 

回国忽尔竟已有大半个月，主要时间是在南京（参加“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文化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陪同齐泽克教授、另自己做了专场的学术报告等），现在这些终于告一段落，除了下周一（6月25日）下午三时在华东师范大学还要作一个学术报告之外，基本上所有的学术上的“正事”都算是结束了。后面这段时间，便可以自由地安排“私事”。在回国之前答应了很多朋友聚会，但现在算来时间确实已相当紧张，深怕挂一漏万，实没有头绪得很。只好请朋友们主动和我“敲定”，先“敲”先“定”。

 

 

 

17日，和亲戚家人一起去了苏州（吴县）东山，祭扫先人。

 

 

在这个“祖先崇拜”早被标志为“封建迷信”的“后意识形态”时代，我却比任何时刻都内在地感受到：昔日祖父身上的治学精神，依然流在我的血液之中。

 

  

 

 

 

 

 

祖父母之墓——“恩重如山”

 

 

 

 

 

我那两位美丽的才女妹妹

 

 

 

 

齐泽克的系列演讲之后，这几日先后收到两封“独特的”EMAIL，“直截了当”地询问我是不是GAY...

 

 

为了避免可能有的更多的不必要的“误认”，在这里仅作阐明：

 

 

在个人生活中，我不是GAY，若您恰好是的话，可能让你失望了。但一样的，仍可以发展出一段诚挚的友情，不是么？

 

 

而若您是想研究我的“问题”（“性问题”、“性认同”、“性取向”……），那么，您可以在网上搜索我的文章，或阅读拙书《日常现实的变态核心——后“9·11”时代的意识形态批判》：

 

 

By reading my books, you can know me as a person (not merely as a(n) "theorist" or "intellectual").  All my personal life is there.

 

 

 

 

 

老齐的最后一场演讲也已结束，从明天开始，总算可以自由安排在上海的自己生活了。许多朋友要请我吃饭，媒体朋友可能出于感谢，而故友亲朋则可能出于想看看我近期奇怪的发型……只是回国后的这几周来，人早已是吃得变形（看看老齐吧，只来一周，肚子都已吃成这样……），所以实在要控制饮食，少食为上。

 

 

昨日会场上，老齐看主办方一开始给了我一个无线话筒，就连连要我卡拉OK一下。可惜场合不对，否则倒是想唱唱歌。所以，千万别请我吃饭，若有兴致，可以拉我去唱歌。:-)

 

 

BTW，这些天的讲座中，都是陪着老齐坐在上面，尽管自己带着相机，却没法拍照片。恳请在场的媒体朋友和到场的听众，发一些您拍下的照片给我（Guanjun.Wu@gmail.com），不胜感激，在此先作一揖。

 

 

（好玩——刚刚接到这样一个OFFER：唱歌可以，给尽情唱，但条件是，一定要再带至少两名帅小伙……那么，想结识美丽纯真的上海女孩的心地善良的帅小伙们，快向我报名吧）

 

 

 

 

 

昨天齐泽克讲座结束之后，不少听讲者上来请老齐签名，我躲在旁边趁机喝口矿泉水。未料有几位同学随后跑过来，要我也签名，我当即汗就下来了。坚决推辞的原因，不仅是脸薄不好意思；更是自知自己这字，实在……

 

 

结果推不掉后，硬着头皮签了几个，（该X的、尽管是无辜的）大平兄中间还叫了我一下，害我本来就“不好使”的手更是乱抖，写出的字天知道有多难看……我之后立即后悔，要求这几位同学马上撕去签名，结果也遭到拒绝。

 

 

今天大平很早过来陪我早餐，我还在惴惴不已，大平笑我“激进”得根本不够彻底——字越草，就越有主体性嘛。尽管心底希望他是对的，但是……（我的字不“草”，就是纯粹“难看”）

 

 

最后的话，说给这几位朋友：很惭愧，我还不知道你们的名字，我大不了你们几岁，绝没有资格留什么“墨宝”。若您恰巧看到本日记，千万千万，别保留那签名，撕之焚之，毁尸灭迹。在这基础上，让我们建立平等的友谊。吾此心意，盼君足之。

 

 

 

 

 

感谢李华芳兄的转告，RORTY昨日病逝，我对这位顽童般的哲学家，心底很有感情。三年前在上海碰到他时，他还身体矫健，思路敏捷……念到此，不由一阵悲意！

 

 

昨天还和齐泽克谈RORTY，我知道他病很重，老齐则是在批评罗的哲学写作（too simplistic）...

 

 

致哀！

 

Richard Rorty, 1931-2007
　　by Telos Press

 

　　Richard Rorty, the leading American philosopher and heir to the pragmatist tradition, passed away on Friday, June 8.

　　
　　He was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eritu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In April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awarded him the Thomas Jefferson Medal. The prize citation reads: "In recognition of his influential and distinctively American contribution to philosophy and, more widely, to humanistic studies. His work redefined knowledge 'as a matter of conversation and of social practice, rather than as an attempt to mirror nature' and thus redefined philosophy itself as an unending, democratically disciplined, social and cultural activity of inquiry, reflection, and exchange, rather than an activity governed and validated by the concept of objective, extramental truth."

　　
　　At the awards ceremony, presenter Lionel Gossman celebrated Dr. Rorty as an advocate of "a deeply liberal, democratic, and truly American way of thinking about knowledge." Dr. Rorty's published works include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1979),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1982),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1988), 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 Philosophical Papers I (1991), Essays on Heidegger and Others: Philosophical Papers II (1991), Achieving Our Country: Leftist Thought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1998), Truth and Progress: Philosophical Papers III (1998), and 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 (2000).

 

 

 

 

 

简报请见“实践与文本”网

 

 

 

 

另外，明天（六月十日）下午三点，我会有一个“实践“不可能”——或，为什么儒家遗产值得捍卫？”的学术报告，期待在南京的学友们莅临交流、教正（地点为逸夫馆十楼）。

 

 

 

 

 

这次回国主要是应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的邀请参加“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文化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颇令人期待的是齐泽克也会参加该会。如果这是一个期待中的相会的话，那么到上海之后，却遭遇了一个意外的、份外美丽的相会，比遭遇老齐更开心一百倍，不，一千倍也不止。

 

 

当然，这场“遭遇”从头到底我被“设局”式地引来带去，实是有些#￥%$@^*，更气恼与无奈于那些主/同谋们（如果不那样，这一相会之美丽还要加倍）。

 

 

BTW，昨日总算作了一件正事，申请了一个新手机15821054024，以方便国内友人随时联系。

 

 

 

 

 

到了上海，才发现这次去国时久，原先手机卡竟已过期，里面记录的所有号码也均丢失。特写此寻友启示，请朋友们主动联系我（Guanjun.Wu@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