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杂志这一期《编后语》中，称“吴冠军揭示甘阳、刘小枫提出并自我标榜的所谓「健康阅读」是如何自相矛盾，尖锐泼辣”。第一次自己的文字被评论为“泼辣”，确有一丝新鲜的感觉。

 

 

这篇批评文章本身，起自于数月前同紫川学友的一次MSN谈话，讨论我那篇发表在《开放时代》的《一把插向心脏的刀——论意识形态批判之（不）可能》。思想交流总是最最愉悦的，我这篇“尖锐泼辣”的文章，就是答谢紫川君对我的学术评论的文字。

 

 

一位学友向我写信索要此文，既文章本身已刊发，我就把它在这里全文贴出，期待更多朋友们的批评与教正。

 

 

 

“阅读西方”：为何又要“重新”？
——与甘阳、刘小枫二先生商榷

 

 

作者：吴冠军

（澳大利亚墨纳什大学哲学博士候选人）

 

“博客”时代，还是“狂客”时代？

 

　　在今天所谓的“博客”时代，我们一次次重复碰到这样的笑话：某人突然在网络上宣布，前人的思想（或以前的研究）全是错的，而他/她提出了真正的思想体系。对于网络时代那一个个不甘“潜水”而急于冒出水面的“狂客”，我想人们大都是一笑了之。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由甘阳、刘小枫二先生联合撰写的《重新阅读西方》一文，或许才真正地逼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地来对那动辙宣布“多少年来前人研究皆错”的“狂客”话语、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逻辑，作一个批判性的检讨。

 

　　在当代中国，甘、刘二先生均为治学严谨、博学厚思的学者。他们的写作，极大地影响了当代中国思想界，并分别得到许多年轻学人的追随，我自己就从他们的著述中，获益良多。《重新阅读西方》一文，是两人联手为一套由他们主编的“西学源流”丛书所撰写的总序，该丛书将自2006年2月起由三联书店陆续刊行。这个翻译出版项目无疑是一个善举，我深信二位先生选书的眼光与对翻译质量监督上的苛刻，并由衷期待这套丛书在当代中国思想界留下深远的影响。

 

　　在为丛书所撰写的这篇总序中，甘、刘二先生声言：近百年来中国人对西方的阅读，因为带有着“病态心理”，故此皆为不“健康”的阅读；近世以来那代代中国学人，于是也皆非“健康阅读者”。作者们号召“重新阅读西方”，并要求“新世纪的新一代中国学人”——“要端正心态，首先确立自我，以一个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阅读西方”。1

 

　　两位前辈学者这番大而化之的“宏大”宣称，却让人不自觉地体味到今日“博客”时代所一再遭逢到的那一股特征化的轻狂——那种网络“狂客”们的经典式口气。

 

 

“歪视”：从“西洋伪书”到“中国盛世”

 

　　今天的这类“狂客”写作，其背后所隐藏的论述逻辑便是：以贬低乃至一笔勾销其它所有对抗性论述的方式，来确立自己论述的真理性地位。甘、刘二先生“重新阅读西方”这一论述背后的隐秘逻辑（其实并不如何“隐秘”）便是：近百年来中国人对西方的所有阅读都读错读歪了，皆非“健康的阅读”，而现在作者们所推荐的这一阅读方式，方是真正的康庄正道，指明了“健康阅读西方的方式”。正是在这里，两位作者以缺失具体分析、大而化之的方式一笔抹销前人在“阅读西方”2上的种种话语，并以此确立自己阅读方式的真理性、以及“重新阅读西方”的正当性。

 

　　然而，即使甘、刘二位当代中国哲人对西方的阅读确实深有洞见，此处的关键症结恰恰在于——包括哲人在内的“说话的主体”（speaking subjects）在言说真理上的根本性“无能”：任何写作与阅读，都是以语言（甚至多种语言）作为媒介的行动，均不得不经受那套用以表征真实/真理的符号系统的滑动游移、不得不承受由其所产生的诸种幽灵性的过剩的扭曲影像。正因此，对文本的阐释便永远是开放的、对抗性的，阅读的路径便总是多元性的。3如果胡适博士等从西方“带回来的”被隐指为“西洋伪书”、“西洋伪史”的话，那么，凭什么说甘、刘二先生此次对西方的“重新阅读”，便是“以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所进行的“不伪”的阅读？若按照甘、刘二先生对胡适等人的这一批评逻辑，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几十年后，又会有若干“狂客”跳出来，直指今天甘、刘二博士从西方“带回来的”皆为“西洋伪书”，是带着“病态心理”对“西方”作不“健康”的阅读；而作为“健康阅读者”的“新世纪的新一代中国学人”，则需要“端正心态，首先确立自我，以一个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来进行那“重新-重新阅读”、“真正的健康阅读”……

 

　　每一种阅读，都无可避免地是一种带着阅读者自身之视角（前理解、知识背景、问题意识，等等）的“歪视”（looking awry）；更何况，此处的对象文本是作为他者的“西方”。4甘、刘二先生又如何来保证，他们的阅读“是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而不仅仅是甘阳眼中（歪视中）的“西方”、刘小枫眼中（歪视中）的“西方”？仅以刘小枫最近的“盛世要修典”之论5为例，在阅读当代中国之现实上，相信许多学者就会与刘小枫截然不同，那么试问其中谁是在“按中国本身的脉络去阅读中国”？难道犬儒地——“政治正确性”地——将当代中国的现实解读为“盛世”，便是“不伪”的“健康阅读中国的方式”？当代中国学者阅读眼下的当代中国，尚且呈现如此格格不入的对抗性，更遑论“阅读西方”了！

 

 

“太阳底下”无法想像的全新开端

 

　　在“阅读西方”上，甘、刘二先生在文中将当代西方学界晚近的诸种思想话语称作为“当代西方学院内的种种新潮异说”，并要求“对西方学院内虚张声势的所谓‘反西方中心论’抱善意的嘲笑态度”。这种强烈“偏见”化的论断本身，难道就是以“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了？两位作者最后断言——“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而我却恰恰要追问：为什么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

 

　　如是看来，激进拒斥这类“没有新东西”之论的马克思（Karl Marx）经典的“Thesis Eleven”（即不能仅仅满足于去解释，关键是要致力于去改变），无疑在作者们的眼中（歪视中），也已——与作为“新潮异说”的“反西方中心论”等一起——被打入了那不在“西方本身的脉络”内的“‘旧’潮异说”之列。

 

　　作为当代中国学者（并且是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中的两位主要参与者），两位作者对马克思存有意识形态先见，或并非难以理解。但至少，共和主义是他们所明言的应予重视的“西方本身脉络”之内的政治哲学源流。那么，阿伦特（Hannah Arendt）——这位共和主义政治理论在二十世纪复兴的主要中兴者——的核心教导，便是“积极生活”，即以自由的行动，去开创在当下意识形态坐标内彻底无法想像的全新的开端（Beginning）。在阿氏这里，自由是一种能力“去开始全新的事物，……关于这一全新事物之各种结果无法被控制甚或被预测”。真正的自由永远包含一个“无的深渊”（abyss of nothingness），“这个深渊在任何行为之前便开启了，它无法被一个可靠的因果链所说明，用亚里斯多德主义的潜在性与实在性之范畴也无法解释。”6

 

　　在这意义上，两位作者把“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这句“常言”当作不证自明的“公理”来使用——即彻底预先封闭（foreclose）以自由的行动去积极开创激进溢出既有意识形态坐标（“太阳底下”）的空间，恰恰表明了：作者们深深接受了“西方本身脉络”中最保守的一支政治哲学（非但容不得马克思、且容不下阿伦特），并把它作为“重新阅读西方”的“前理解”。这般一口认定“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地“重新阅读西方”、武断自大地摒除“当代西方学院内的种种新潮异说”，不恰恰正是——用作者们自己的“狂客”语气——十足的“病态心理”？！

 

　　故此，甘、刘二先生对“新世纪的新一代中国学人”的这一要求（即，不能以中国的视野来“阅读西方”、而是要以“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在我看来本身乃是一个不可能的要求：即使“西方人”自身，便会对于什么是“西方本身的脉络”而分歧不休、产生出种种对抗性的论述——当代“施特劳斯（Leo Strauss）学派”和以波考克（J. G. A. Pocock）、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对西方政治思想史脉络的对抗性解读，便是此中的典型一例。甘、刘两位中国哲人从西方政治哲学最保守的一脉出发，充满“价值判断”色彩地品评界说“当代西方种种新潮异说”、“虚张声势的所谓‘反西方中心论’”，并规范性地断言“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等等，若仅仅作为甘刘二氏一己的“阅读西方”，自是可成一家之言，并值得认真对待；但若就此声言唯这种阅读才是“健康阅读西方的方式”、才是“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那难道不恰恰正是一种最粗暴最无畏的“狂客”话语么？！

 

 

用“中国的视野”去读“西方本身的脉络”，何如？

 

　　甘、刘二先生在文中所提出的近百年来中国人“阅读西方”中的“真正病灶”——即那种以中国为核心的实用主义倾向（“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尽管本身也并非一个新的洞见，但在我看来，这一论述确是批判性地捕捉到了至今仍在中国学人中广为盛行的“阅读西方”的一种前反思的“惯习”。这样的警示，我深深以为：愈多愈好。然而，即使作者们批评的内容是“正确的”——提出警示；但他们批评的路径本身却是“出错的”——即以自命真理（“健康阅读者”、“不伪”的“健康阅读西方的方式”）的方式取消所有对抗性论述。7

 

　　有意思的是，尽管甘、刘二先生强调不能以中国的视野来“阅读西方”而是要以“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然而在同时期发表的另一篇同样由他们联名写作的《政治哲学的兴起》一文（该文是作者们为自2005年11月起由华夏出版社陆续刊行的“政治哲学文库”丛书所写的总序）中，两位作者却写道：

 

 

　　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戒绝盲目地跟风赶时髦的习气。有必要说明，本文库两位主编虽然近年来都曾着重论述过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但我们决无意主张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简单化地遵循施特劳斯派的路向。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地讨论。……中国学人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派的简单信徒，而是要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而树立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8

 

 

　　若不是两篇文本的字字确凿，真难以置信两种截然对抗的观点，竟同一时期并排地出自相同作者们之笔下。那些追随甘、刘二先生的年轻学人们，除去“两个凡是”的“简单信徒”外，我想一定会被彻底搞糊涂：究竟是从“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还是从“中国的视野”、“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来阅读西方？到底是要以西方本身脉络来“重新阅读西方”，还是再需要以中国的视野——“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出发“重新-重新阅读西方”？于是，在这一“（N次）重新来过”的“狂客”话语中，作者们在前一文本里所试图一笔勾销的对抗性论述，首先便恰恰是后一文本中的自己。

 

　　这便使我们重新遭遇到了“矛盾”之最初的定义性的（defining）那个笑话：《韩非子》中所记载的那位欲售出自己的矛与盾的楚人，前一句声言“吾楯之坚，莫能陷也”（前一篇文本声言必须“是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后一句则声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同一作者的后一文本则称必须“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地讨论”）。两种对抗性论述各自之“坚”之“利”，均被作者们占去。那么，对此最好的回应方式，古人已为我们点明——“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9即，用作者们所要求的“中国的视野”去读作者们所要求的“西方本身的脉络”，何如？

 

　　这，在我看来，正是甘、刘二先生之论说的内在的根本性僵局：当他们号召“重新阅读西方”、召唤“政治哲学的兴起”时，他们命定永远-已经（always-already）是在用（所谓的）“中国的视野”去读（所谓的）“西方本身的脉络”。

 

 

自我反思性的批判实践

 

　　甘、刘二先生的论述，质而言之，并非绝不包含洞见；然而于此处我所要指出的他们的“出错”，正是在以下的三个面向上：（1）对“西方本身的脉络”和“中国的视野”均作本质主义（essentialist）的理解；（2）通过区分“健康”的阅读与“病态”的“伪书”、“伪史”阅读，将自己的本质主义理解置于真理（真值）的位置上；（3）将关于“中”、“西”的这两个彼此直接抵牾的本质主义“视野”粗暴地捏合于一身，以“西方之名”取消各种“本土的”对抗性论述（不懂西方、没有“端正心态”、读的都是“伪书”……）、同时又以“中国之名”来取消各种“非本土的”对抗性论述（要以中国为依托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进行“总体性批判”……）10，从而以这“莫能陷”的“楯”和“于物无不陷”的“矛”，使自己的话语牢牢占据当代中国思想话语场域中的霸权性位置（真理的位置）。11

 

　　对于（1），我便要质问：谁之“视野”？何种“脉络”？

 

　　对于（2），我的疑问是：那个在背后“诊断”着“健康”与“病态”的人是谁？又究竟是谁在“判断”着“真书”、“真史”与“伪书”、“伪史”？

 

　　对于（3），我则恰恰要借用古人的智慧来追问：用“中国的视野”去读“西方本身的脉络”，何如？

 

　　而对于甘、刘二先生文中那“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的保守主义论述，我不会视之为“出错”，但却要站在左翼的激进立场上，提出对抗性的论述（尽管在甘、刘二先生眼中只是“新潮异说”之一种）：以自由的行动，去开创在当下意识形态坐标内彻底无法想像的全新的开端。

 

　　最后，甘、刘二先生的文本，使我不得不去对当下弥漫性的那种动辙宣布“多少年来前人阅读皆错、现在需要重新来过”的“狂客”话语，作出一个批判性的分析与反思。

 

　　因任何阅读都无可避免地是一种“歪视”，二位先生关于近百年来中国人对西方的阅读皆非健康阅读（都系读错读歪）之论断，本身恰恰是没有问题的：那已有的对“西方”的所有阅读，在阐释学和存在论的层面上，永远-已经是歪读误读。

 

　　然而，“近世国人阅读西方皆非健康阅读”这样的说法，对我而言，首先便必须是自我反思性的（self-reflexive），即首先是自反性地指向自身，以使自己时刻警醒自身阅读与写作中的诸种局限、进而反思那根本性地框束自身视界的符号性坐标；而非使之仅仅成为一句用来自抬身份、确立己说之（伪）真理性的“狂客”口号。

 

　　甘阳老师、刘小枫老师，您可同意么？

 

 

注释：

 

 

1 甘阳、刘小枫：《重新阅读西方》，载“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5980>（于2006年5月16日访问）。以下对甘、刘二先生的诸段引文，若无另外注明，皆出自该出处。

 

2 之所以对“阅读西方”打上引号，是因为我对“西方”这个符号性框架，本身保持有批判性距离。在我看来，正是“西方之名”（Name-of-the-West）与“中国之名”（Name-of-China）这两个主宰性能指（Master-Signifiers），根本性地框束了一个半世纪以来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实践。本文对“阅读西方”、“西方”等语词带着引号的使用，是为了分析的进行与展开，而暂且延用原作者们的论述框架。同时要说明的是，在后文的论述中，为行文表达上的要求，有若干处省去了引号。那是因为：那些地方若加上引号，会“符号性地”凭增出对甘、刘二先生之论述的讥讽之意（从而便可能致使这篇商榷性文章本身被阅读的方式，极大地遭致扭曲）。这种对行文的表达与修辞的关注，正是当代“话语分析”所传达的一个重要教导（参见吴冠军：《话语分析与当代中国思想状况》，载陶东风编：《文化研究》第五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 详细的分析请参见吴冠军：《一把插向心脏的刀——论意识形态批判之（不）可能》，载《开放时代》，2006年第2期。

 

4 “looking awry”一语，借自于齐泽克（Slavoj ŽiŽek）。参见Slavoj ŽiŽek, Looking Awry: 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MIT Press, 1991.

 

5 雷天：《刘小枫：盛世要修典》，载《国际先驱导报》，2005年12月29日，请参见“新华网”转载，<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05-12/29/content_3984640.htm>（于2006年5月16日访问）。

 

6 Hannah Arendt, “What Is Freedom?” in her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8, p.165, p.151.

 

7 请进一步参见吴冠军：《一把插向心脏的刀——论意识形态批判之（不）可能》。

 

8 甘阳、刘小枫：《政治哲学的兴起》，载“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5979>（于2006年5月16日访问）。该文与《重新阅读西方》同日一起刊载于“世纪中国”。

 

9 见《韩非子·难一》。

 

10 关于“西方之名”与“中国之名”，我正是在与精神分析上的“父亲之名”（Name-of-the-Father）相对应的意义上使用，进一步的论述请参见吴冠军：《“狼口”中的快乐，或，“中国的主体性”》，载刘小平、蔡宏伟编：《分析与批判：学术传承的方式——评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1 甘阳曾在一个广有影响的演讲中，谦逊地声言：“我在美国很怕别人问我中国的问题，因为我真的不懂。我一点都不是谦虚，我觉得我懂一点西方，但是很不懂中国。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实际上中国很难懂。”并在演讲中反复强调，他本人是“研究西学”的，“在北大读的是外国哲学研究所”，“在美国也基本上是研究西方”。然而，尽管直接承认“很不懂中国”，但十足反讽性的是，甘阳本人晚近十多年来，恰恰正是在连篇累牍地大谈中国（该演讲本身就是通篇在谈中国）。见甘阳：《新时代的“通三统” ──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载“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4290>（于2006年5月1日访问）。对甘阳这一论述的进一步批判性分析，请参见吴冠军：《何处去？》，载《现代法学》，2006年8月号。

 

 

 

 

这个凌晨，心情很糟糕，在我朋友的博客上，又再一次看到了相同的故事——女孩子被“骗情骗财”。

 

 

我的那位朋友（是位哲学家、也是位女性）写道：

 

 

 

 

 

 

 

我想，半年前我在一篇意识形态批判文章——《从咖啡到战争——或，为什么色情片如此受欢迎》——中对今天“男根中心主义”社会的分析，或许能够给我的朋友作一个补充吧。在此，部分性地摘三小节：

 

 

……

 

 

喝咖啡的欲望

　　这一次的思想之旅，就让我们从喝咖啡开始。我身边不少亲戚朋友，倒并非“酒鬼”，却绝对称得上是“咖啡鬼”。我的一位室友，从早到晚就看到他在不停地给自己灌咖啡，从不担心自己哪天睡不着觉乃至彻底失眠。一次吃饭时聊起才知道，他从来喝的都是“decaf”咖啡，即除去咖啡因的咖啡。这一日常生活中最为不起眼、最平常不过的细节，在我看来，恰恰包含着今日意识形态操作的一个核心逻辑。

 

　　我们先来看另外一个生活中的例子（这个例子取自情景喜剧《人人都爱雷蒙德》）：一对有三个孩子的夫妇，丈夫雷蒙德总是在单位工作到很晚才回家，一次妻子黛布拉去给丈夫送饭，却发现他磨蹭在单位，原来不是在工作，而是和几个男同事在看电视球赛吃比萨以及胡侃。于是，气往上涌的妻子“命令”他以后下班准时回家！只得每日按时回家的丈夫，在家里却碍手碍脚，东碰西弄，到处添乱，结果使照顾三个孩子已忙得团团转的妻子更是大为不满，天天发脾气。一个晚上，经受了妻子一顿“脾气”后的丈夫就问：你到底要我怎样？妻子沉默半晌后说道：“我要你在单位时每刻都很‘想’回家，但人却又不真的‘回’到家里添乱！”我在这里要论述的是，看似同喝咖啡完全无关的这一夫妻间的“折腾”，完美地解释了“decaf”咖啡所实质隐含的内在逻辑：人们想要一样东西，但实际上只想要其中同其幻想相一致的“好东西”，却不是完完全全地要“它”；那是因为，欲望的对象（如我的室友所欲望的咖啡/那位妻子所欲望的“居家丈夫”）之实质，往往反而给人们的幻想带来麻烦与困扰、乃至造成根本性损害（如整夜失眠/家里更乱）。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欲望和幻想之间的隐秘关联：人们的欲望，实际上是由幻想所支撑。我十分想要某样东西（以“X”代表），然而根本上要的只是某一符合我幻想出来的“美好东西”；而当该欲望本身被十十足足地实现（即最后得到了“X”）时，情况往往却会像是那个妻子那样，反而并没有感受到那种得到“X”后所应有的满足，相反，所感受到的往往却是失落、甚至是不满。生活中很多女孩子都经历过这样的感受：逛街时看到橱窗里的某件名牌衣服极为喜爱，此后便开始为把它买回来而积极攒钱，然而一旦真的自己弄足钱或缠着男朋友把它买回来后，却发现原来也就是这样，感觉不过如此，甚至为花掉那么多钱隐隐心痛；而过了几天，看到另外某件衣服，欲望对象一下子就转了过去……

 

　　今天的“decaf”咖啡，不恰恰正是为满足这样的（由幻想所支撑的）欲望逻辑而生产出的产品？这种“咖啡”本身即是剥除咖啡之实质、纯然符合幻想的“好东西”：一种没有“Ｘ”的“Ｘ”（没有咖啡因的咖啡）。今天在流行歌曲中所唱（所幻想）的“好男人”形象，不正是“decaf”咖啡的一个系列产品？这样的形象之一种，便是前面那位妻子所最终“要”的、纯然符合其幻想的那个在单位时时刻刻念着家里想着老婆、但又不真正在家添乱的“好老公”……如果我们对日常生活稍加关注的话，便会发现，我们今天已然被这样的产品所包围：走进超市，放眼可见那些99%乃至100%无脂肪的奶酪、冰淇淋；以及，无热量的巧克力、不含糖的甜料、无西瓜籽的西瓜、甚至没有酒精的啤酒……（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列下去）这些不都正是“decaf”咖啡的“同门兄弟”，其“实质”——即它们的“定义性特征”（defining feature）——皆被尽数剥除？换言之，这些产品，不都正是一系列没有“Ｘ”的“Ｘ”？

 

 

“色情制造业”的秘密

 

　　接着，让我们再一起来考察一下，今天网络时代的真正关键词——“性”（在这个所谓“眼球经济”的时代，每个网络从业者都心知肚明，最“抢眼球”的实则便是“性”，点击率自身也已拉下了这个关键词的遮羞布）。在这个“敏感的”地带，那相同的“Ｘ without Ｘ”的意识形态操作，难道不正是在隐秘地进行着？今天那所谓的计算机化的“虚拟性爱”（virtual sex）或“网络性爱”（cyber sex），难道不正是一种“decaf”sex（“seX without seX”）？即：依靠计算机屏幕以及网络视频头为平台的没有性接触的性，或者用现在流行的标语来说，“安全性爱”（safe sex）。

 

　　再进一步地展开考察：我们都知道，互联网络“性息”科技产业里最先大赚其钱、并且多少年里唯一能赚钱的，便是色情网站。为什么色情制品——从已横跨半个多世纪的《花花公子》杂志到今日到处泛滥的色情网站，虽从不登主流媒体的“大雅之堂”、然而实则却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形成一个“看不见”的“主流产业”？为什么甚至有很多年轻妻子在午夜电台节目里抱怨，自己的丈夫在结婚后竟仍极度迷恋色情制品？“色情制造业”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一份澳大利亚生活杂志最近对一组白领男子作了一个采访调查：很多生活中有着正常乃至高频率性生活的男士，对自己仍对色情制品痴迷不倦的回答乃是：那里面所提供的女性是“纯美的”、“异常性感的”（由于《花花公子》的摄制效果，甚至多少年来总是有大量女孩争作《花花公子》的当期女郎）；甚至一个被调查者更是直接说道：看色情片中的女性私处，不用承受它本身所具有的那不“爽”味道……难道这个调查不正是揭示出了色情制品“长流不息”的全部秘密？即：这些制品所提供的，正是完美符合男性幻想的“decaf”女人——那些在日常生活（如身边的老婆、性爱伴侣）中所遭逢不到的“纯美女人”，那些不含有“令人不快”的女性特征的“完美女人”……

 

　　反过来，日常生活中的女人，实则在根本意义上，仅仅是作为那一根本性幻想的补充，即那只存在于色情片中的“完美女人”的替代性填充。关于女人的这种作为替代性填充的状况的一个最好的隐喻，我们可以在今天的“性商品”市场上找到：即那种已在日本、美国以及不少欧洲国家广受欢迎的真人大小的“充气娃娃”，一个“空心”的模拟性“女性身体”，一个只为满足男性欲望而“存在”的对象-工具。正是同这种“空心”的“女性身体”一样，在所谓的“真实性爱”中，女人的“身体”实际所起的作用就是：仅仅作为男人那幻想性投射的一个支持。

 

　　这就是为什么，为了更好的市场销量，这种“充气娃娃”往往直接便以色情制品中的女主角作为“模板”来制造（在电影《八毫米2》中，我们可以看到色情制造业和性商品制造业的这种“挂钩关系”：消费者直接可以在网上订购色情片中某女角的专门的“充气娃娃”）。于是，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较之身边女人的“真实身体”，这种“充气娃娃”很多时候甚至更能“胜任”地来支持男人那幻想性的投射，即更好地成为幻想本身的“补充”。故此，我们不难预见：在不远的将来，这种已大受欢迎的性商品，会像色情制品那般地四处泛滥，如同今日市场上的咖啡和“咖啡伴侣”一样。也即是说，在不远的将来，女人的社会性地位，很可能将连“色情片填充”的状况都无法保住。

 

　　于是，在今天的意识形态状况下，“性态”（sexuality）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吊诡：一方面，女性主义在公共话语的层面上，似乎正一路凯歌、逐渐成为“政治正确”之向度，即几乎没有人今天会公开地站出来，反对给予女人平等、尊重、自由等等；而与此同时，隐秘地但十足反讽性地，女人实际上正越来越陷入这样的绝境中：她们将只有两个选择，即要么努力成为色情制品或相似状况（如模特业、演艺圈等等）下的“decaf”女人，要么努力使自己本身成为“男人”，遵循乃至认同男性的幻想逻辑（即要么成为“幻想”本身、要么成为“幻想者”本身）。这难道不正是今天意识形态氛围下女孩子的奋斗目标？——一大半在做着“明星梦”，剩下的那一小半则在做着“女强人梦”……而那些至今仍在做着“居家太太梦”或“嫁个有钱人”的女孩（即让自己成为“幻想的补充”、成为男性欲望的对象-工具），她们以后所抱怨的，将不再仅仅只是那些色情片而已；更严峻的家庭危机，将是那些可以完全代替她们本身的“色情片伴侣”、“美女娃娃”们……

 

　　因此，具有高频率的“真实性爱”，并不影响男人们对色情片的“忠诚度”；并且，结构性地来讲，情况正是相反：“真实性爱”在结构上更为强化了色情片所提供的幻想。那是因为，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性爱”，使色情片里的“完美女人”成为了一个永远缺失的对象，就如同那两千年来的历史现实，使耶路撒冷成为了犹太人的一个永远缺失的幻想性“家园”一样（“圣城”）。一个从未有过性生活的男人，《花花公子》或色情片对于他来说，往往便是激发那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性伴侣的欲望；而对于已具有高频率性生活的男人而言，色情制品中的“完美女人”，则成为了一个根本性的幻想：其根本性便在于，它永远无法在日常生活中被“实现”。

 

 

“我爱你，但正因此，我必须拒绝你”

 

　　受同样的意识形态逻辑之隐秘操作、但与色情制品完全相反的状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样也能看到。譬如，许许多多男人都曾有过这样的梦，即成为一个妇科医生，甚至我身边真有一个朋友，正是为“这个梦”而在考大学时选择读医科。然而，一旦这个“梦”（欲望）真的被实现后，这些其他男人私下都羡慕不已的“圆梦者”，恰恰往往最为失落、最有“苦”说不出。这份痛苦，和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天天发脾气的妻子一样，正是来自于其根本的幻想被破坏！同那些色情制品痴迷者相反，妇科医生往往是对女人最提不起“性趣”的一群人；个中“症结”便是：在和那“decaf”的“纯美女人”相反的方向上，他们同具有女人实质的女人太近了……

 

　　于是，十足反讽性地，对这种幻想结构的一个激进的破坏，恰恰正是它被“实现”的那个时刻，即某人“成为了”妇科医生、或真正近距离地“遭遇到了”《花花公子》或色情片中的那个“完美女人”：在那一时刻，幻想中的“完美女人”骤然仅仅变成为日常生活中一个女人的“身体”而已（就如同女孩子买回那件“梦寐以求”的衣服的那一刻，那件衣服便立时丧失了它原本所提供的那块幻想性空间，而成为一件“普通”衣服）。正因此，在今天，当一个女孩子终于等到自己芳心所属的那个男子向她示爱时，她最“明智”的回应，恰恰不是接受他的追求，而是对之拒绝：惟有通过这一决绝的、“自杀性”的拒绝，她才能成为那个男子心中永远的“爱”，即始终成为一个康德（Immanuel Kant）意义上的崇高的对象，而不致最终沦为一个欲望的对象-工具……同样地，正是类似的幻想结构，反讽性地“支撑”着晚近几十年来中东的主要危机（即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冲突）之不断延续乃至持续升级：问题的吊诡恰恰便是，当犹太人真的“如愿以偿”地、不再有血腥冲突和“争议”地完全占有耶路撒冷的那一时刻，反而正是“耶路撒冷”开始丧失其长年以来作为犹太教的幻想性支持的时刻，耶路撒冷仅仅变成为地球上的一块土地而已（多少年来将犹太人联结起来的那句“明年，耶路撒冷！”，反而将不复其原先的符号性功能）……

 

　　在我看来，这才是我们的上古谚语——“好景不长”所包含的真正的惊骇性秘密：不是“好景”总是在时间上无法“长”，而是一旦成为了“好景”，在结构上它本身便已然不再“好”（那还怎么“长”得了）！

 

　　在这里，根本性的症结即在于：欲望的对象，和欲望的肇因，从来不是同一样东西。仍以恋爱为例。一个被自己芳心所属的男子追求的女孩——即使对方的追求是完全真诚的（此处暂且“天真地”排除今天普遍泛滥的“溝女”现象）——一定要清楚：尽管被追求的对象是自己，然而导致他追求自己的肇因，实质上却远非自己，甚至连他本人对此肇因也不甚了了，那是因为，幻想总是在无意识层面上进行操作——一旦被“意识”到是“幻想”，它本身便立即不再是（那通过隐秘操作来支撑欲望的）幻想了。而欲望对象与其肇因“两者合一”的那种情况，只出现在金庸大侠所叙说的武侠神话或琼瑶阿姨所编织的言情童话之中。

 

　　于是，人生中真正的悲哀，并不是你得不到或丧失了自己所珍爱的东西（或某种“好景”）；而是恰恰相反，你已得到这样东西并一直拥有（未曾失去或被夺走），但导致你喜爱这样东西的肇因，却已然丧失了……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少仍是认真对待爱情的人（而非纯粹的“溝女一族”），也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当追到他魂牵梦系的女孩子之后，当初致使他执着“追”她的那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东西”，却反而消退不见了，尔后看到其他女孩子却重新“眼睛一亮”、心头乱跳……故此，在今天，如果有一种激进的关于欲望的伦理学的话，那它必定是这样地去要求人们（我充分意识到，这一伦理要求在今天的意识形态秩序中，本身是一个激进的不可能）：纯粹为了那欲求之对象本身而去欲求；换言之，即要求人们以不竭的自我反思性的日常实践，来英雄性地穿透那在无意识层面进行操作的幻想结构，即，去穿透那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东西”（符合自己幻想的“好东西”）。

 

　　这时，我们将遭遇到一个最有意思的离奇的颠倒：当缺乏对日常现实（即当下意识形态秩序）的这一自我反思性的批判视野时，当今大众文化中以金庸与琼瑶为代表性范型的那些话语，便完完全全地发挥着意识形态掩盖与欺骗的作用；然而，一旦带着这样的反思性视野来进行阅读的话，他们笔下的神话/童话，却恰恰成为了最激进的实践路标：即纯粹地为爱而爱（即为爱“X”而爱“X”），而非只为喜爱那符合自己幻想的“好东西”而“爱”（即实质上为爱“Ｘ without Ｘ”而爱“X”）。此处的根本性吊诡便在于：不能是“直接地天真”（比如像孩童那样自发地说真话），而必须是执着地穿透意识形态重重迷雾之后选择天真（如洞察了所有说假话的“好处”后选择说真话）；换言之，并不能“天真地”、“直接地”为爱而爱，而必须是反思性地、穿透幻想地为爱而爱。在当下的氛围中，直接遵循前者的话，人们仍势必坠入意识形态的狡计与欺骗之中，如今天许许多多纯然等待爱情、却总是一再被“伤害”的女孩子。我一次次地被身边的女性朋友告知，那曲王菲演唱、林夕作词的流行歌《暗涌》，唱出了她们那渗着血泪的心声：“害怕悲剧重演，我的命中命中，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然而问题恰恰在于，林夕的词将“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解释为命运式的“悲剧”（所以，只能痛苦地接受……），本身也正是在实质意义上扮演着一个意识形态谎言的角色：这一“悲剧”从来不是来自于那子虚乌有的“命运”，而正是来自于她们对爱情的“天真”期盼，即简单地以为自己既是别人欲望之对象，同时也正是那份欲望的肇因。

 

　　在今天，我们必须重新思考马克思（Karl Marx）的“Thesis Eleven”（即不能仅仅满足于去解释，关键是要致力于去改变）：若直接地去行动，恰恰会坠入到意识形态种种狡诈的陷阱之中；行动必须基于对当下意识形态操作的深透的反思性分析之上。正是经由这种反思性分析，我们才会最终遭遇到这样一个伦理-实践层面的激进抉择：仍以那些广有影响的金庸/琼瑶作品为例，那些神话/童话的（不）可能性，根本上就在于当下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日常实践——是无反思地直接“爱”上幻想中的“美女”（永远总是被呈现为一个“decaf”女人），还是英雄性地穿透这一“爱”的幻想、真正地纯粹地为爱她而爱她？

 

　　而对于今天那些血泪“暗涌”的女孩子们，在（几乎是不可能性地）碰上一位执着地穿透幻想的真正的英雄之前，若要使“悲剧”不再上演于自身的话，就决绝地对下一个令自己倾心的“白马王子”（即使确信他仍算一个认真对待爱情之人、仍不失为一个真诚的追求者，更遑论今天那到处弥散泛滥的彻底的伪君子、批着羊皮的色狼、纯粹的“溝女一族”……）说“NO”吧：“我爱你，但正因此，我必须拒绝你！”于我看来，在今天有必要重新予以认真对待的，正是曹雪芹当年借贾宝玉之口所说的那句看似“疯狂痴傻”的论断——即，女儿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便不再是水做的骨肉，而成为泥做的浊物……尽管曹氏声言宝玉其人“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然他的这一句“寻愁觅恨、似傻如狂”的“草莽之言”，实则在今天的意识形态氛围下，恰恰是一句最具穿透力的金玉良言：女人的真正悲剧，正是在于顺从地——几乎是以一种“合谋”的方式——让自己变成为男人的欲望之对象-工具；换言之，她们所缺失的，正是这样一个对男性欲望（以及支撑男性欲望的幻想）的激进的拒绝——“No, thanks!”

 

　　当拉康（Jacques Lacan）说出那句“政治不正确”的著名格言“女人并不存在”时，他指的正是：日常现实中的女人，皆已然是“染了男人的气味”的冒牌女人而已（今天拉康的文本被女性主义者们充满敌意地目为反动，何尝不是曹雪芹当日“满纸荒唐言”的翻版：“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拉康为（男性）欲望所开出的精神分析公式是：“我爱你，但无可避免地，我爱在你之内的某样东西更甚于你本人，所以——我摧毁你。”这句典型的“寻愁觅恨、似傻如狂”的当代“荒唐言”（别开玩笑了，他那么爱我，怎么会摧毁我呢……），却恰恰是一句金玉良言：对于今天的女孩子们来说，面对那前来示爱的男人，除了应之以一个激进的拒绝，就只剩下那血泪暗涌的“命运”了——即，时刻准备去（再一次）迎接自己被摧毁的悲剧……

 

……

 

 

完整的WORD文档，请在这里下载。

 

 

 

 

读到了另一位学友（应是邓正来教授的门生）对我去年写作的《“狼口”中的快乐，或“中国的主体性”》这篇论文的回应，有意思的是，和清风先生的《关于“空无”的理想图景》一样，作者也认定我的论述是“后现代”的。

 

 

我颇感疑惑的是，此处这个“后现代”，不知指的是什么？若从西方学理层面上说，我自己在多篇文章中，皆厘清了我的论点与当代“后现代”思潮之别；而若从中国语境上说，我同主张“中华性”的“中国后现代主义者”，更是彻底的格格不入。

 

 

这位学友与清风先生，可能将所有经二十世纪“语言的转向”（linguistic turn）之洗礼的研究路径，均视作为“后现代”了。这种理解在仍由“实证主义”所支配的中国思想语境下，确实有它的土壤；然而就学理而言，本身却是一个极为粗霸的“符号性暴力”——将全然不同、乃至彼此对抗的分析路径“一勺烩了”。

 

 

至于我自己，对任何的符号性“身份”都比较拒斥，但如果实在要为我的论述定一个标签以加以区别的话，我想“激进左翼”（radical left）或许会比较妥当。

 

 

 

 

　　前段时间读到了一些大体上是持有后现代立场的论者对邓正来老师的这篇论文做出了非常独到、也着实非常有启发性的解读（也就是邓老师在回应中也提到了的太“虚”的问题，这下文中我将涉及到），引发人们从另一个方向继续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思考。这一思考的结果，使我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下面我想主要针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主要结合的文本是吴冠军所写的评论文字，不太清楚现在有没有正式发表，我当时读到的是别人提供的电子版。）

 

 

　　首先，我非常喜欢他用拉康、齐泽克、阿伦特等的理论对“自由”之意义所作的解释。认为真正的允许人自由思想的形式，乃是消解了那一规定自由形式的“矩阵”本身，是干脆不要一个坐标系对各种选择的可能加以限定的、需要完全遁入“空无”之境的思维状态。而实际上，从这一路向推论下去，便只有类似于佛家那种不可言说之境才算圆满的“真自由”了——对于我们真实的一切（包括善与未来）都是不可言说的。

 

 

　　其实，我觉得吴的思路就是抓住邓老师文章中的有某种虚无倾向的开放性立场，试图将其纳入到后现代的彻底解构路向上去加以观看，从而若沿着这一路向继续推理下去，那么邓文就理应放弃任何一种寻求符号化身份或者主体性基础的努力。然而邓老师的理论旨向最终却还是落到了一个基底之上——即“特定时空下的中国现实”，也就是老师仍然承认了需要有一个防止意见完全滑入虚无的“基础”存在。而一旦可以找到诸如此类的一种“基础”，则是宣告了与后现代解构主义路数的背离。于是在吴的眼中这一“似虚还实”的理论建构方式自然就成了不彻底的（宣示自由），成了一定程度上没有逃脱掉自己所批判的实在论逻辑的一种不自恰的理论。

 

 

　　在这里，我们首先可以看到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现象，就是大多数评论者（持各种惯有的、实在的确定性信念的论者）认为邓老师的否定性理论其弊端乃在于可讨论、可确切指示的东西太少，也就是这种理论倾向太“虚”——用他们的话来讲就是“只有批判，没有建构”。而吴这类评论者（依我的理解他们属于从某种后现代的解析进路来讨论的论者）却从自己的理论取向出发指出邓老师的文章其问题在于可言说的部分仍然太多，仍然有消解不掉的实在的、主体性的基础（中国）存在，也就是嫌老师的论点仍然给的太“实”。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截然相反的有趣论断，我认为，一方面的原因可能在于老师的理论本身，它自身可能确实就是处于某种四处不定着的“半实半虚”、“似实还虚”的状态，很难用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流派或者界分框架为其作出准确的理论定位，因此产生了各种分歧的定位方式。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论者们各自从自己的理论取向出发，截取了邓老师观点中对自己能产生刺激的与自己固有知识支援比较亲近的部分展开解读从而达致了不同的评判结论。然而，除了这两种解释之外，还存在着一种解释不应被忽略，也就是“误读”的可能性——即把自己敏感的某些言辞或语句作为文章的中心论点，再依自己所依循的理论脉络加以发挥。比如吴对老师的一个批判重点在于“中国”之为思想根据的意义是否仍然等同于一个既成的旧有符号身份？因此，这种批判是否有效的关键（同时也是其在根本上能否成立）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就是老师对“理想图景”、对“中国”的否定性/开放性的界定方式，是否能被归入吴所依循的那种拉康主义、包括福柯等人的理论所表征着的那种后现代的脉络当中去？此一否定性（邓老师的）的使用理由是否如吴所匆忙归结的那样指向了他认同的那种彻底解构的、“空无”的自由所表征着的“否定性”？至少依我对邓文的理解，他的否定性在更大的程度上并不是从后现代所谓的“真自由”之解构路向中开出来的，他明确的政治哲学观使他对政治身份、政治话语自始至终是高度认同的，他本来就不欲图、也不可能走上后现代的去符号化身份的路向。

 

 

　　当然这是我的观点，如果我这种解说是误解，而吴的这一前提性划归站得住脚的话，那么我认为他就可以立基于这一视角达到有效的分析与批判。　　
 

 

两天的学术会议终于结束。足足睡了一整天，才略感精力恢复。

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是我所参加过的大大小小、国内/国际学术会议中，最为成功的一回。这是一个十足具有齐泽克风格的发言，那一阵接一阵的笑声与鼓掌，便是一个最好的见证。发言后的提问也很激烈，让我饱饱地享受了几轮思想的撞击。之后休息时间，多位学者过来向我祝贺，称是一次极为精彩的发言。而在第二天的会议中，我的论点也好几次被论者引述到。

确实，我发现自己实不能免俗——内心中十分喜悦。这一次，深层次地和十几位澳大利亚本地的、以及来自韩国与日本的学者建立了关系，确实，要感谢这次演讲（论文）本身。去年所参加的那次会议上，我的发言（论文）因太“精神分析”，得到的反响则是十分寥寥。无论如何，作为本次会议唯一的中国学者，这一成功于我而言，实有昔年古人那“唐雎不辱使命”之感。

这次会议，给我的另外一个感受便是：在今天中国，不入学术之“堂”的诸种文化现象，如漫画、网络游戏、乃至晚近的“韩流”，会议上都有专门的论文作了分析与研究，我并不是说这些论文研究做的如何之好，但这种研究的视野本身，对于今天中国的学术研究框架，则已构成了越界性的冲击。


图片：吟游艺术家（见“Role Playing”）

 

 

今明两天，几十位来自韩国、日本、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的学者——Myung-koo Kang、Jaz Choi、Mohita Roman、Sujeong Kim、Joonwoong Rhee、Michael Keane、Beatrice Trefalt、Lauren Richardson、Chie Yamanaka、Brian Yecies、Roald Maliangkay、Hyangjin Lee、Gloria Davies、Michael Davies、Younga Cho、Stephen Epstein、Judy Wakabayashi、Ross Mouer、Minako O’Hagan、James Rampant、Injung Cho、Peter Murphy、Alison Tokita、Craig Norris、Dan Black、SungMin Kim——将聚在Melbourne，参加“Media and Popular Cultural Flows in East Asia: Transnational Flows of Mediated Narratives in Comics, Cinema and TV Dramas”（东亚的媒体与大众文化流：在漫画、电影、电视剧中诸种媒体化叙事的跨国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我是唯一出席该国际会议的中国学者（反讽性地，这个会议乃关于“东亚”），将在会议上宣读论文：

 

 

The Generative (Bio-)Operation of Nationalist Discourse:
The Anti-American and Anti-Japanese Protest Movem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论文的摘要（PDF文件），请在这里（大会网站）下载。

 

 

会议简介：

 

Media and popular cultural flows in East Asia: 

Transnational flows of mediated narratives in comics, cinema and TV dramas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unded by the ARC Asia Pacific Research Futures Network and the Korea Foundation

 

Friday August 4, 1:00 – 6:00 pm

Saturday August 5, 9:00 am – 6:15 pm

Japanese Studies Centre Auditorium, Monash University, Clayton

Hosted by the School of Languages, Cultures and Linguistics and the School of English, Communications and Performance Studies, Monash University

 

 

会议网址：

 

 

会议流程（8月4日）：

 

FRIDAY (4 August)

1:00-2:00  KEYNOTE SPEECH (open to public)

Kang, Myung-koo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Disciplining Morally Sound Citizens and Regulating Sexual Expression in Television Dramas in South Korea

2:00-2:50  Netizens and politics in Korea

Jaz Choi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ixing Self with Media: Online Audience Participation in Consuming Media and Self in Korea

Mohita Roman (Monash University)

Media, nationalism and the Comfort Women issue

2:50-3:20  Break

3:20-4:35  HALLYU – Korean (popular cultural) Wave on Asian Shores

Kim, Sujeong (Chungnam National University)

Hallyu and Asian cultural flows.

June Woong Rhee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hinese reception of Hallyu

Michael Keane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Redesigning China’s future: the new East Asian Cultural Co-prosperity Zone

4:35-4:45  Break

4:45-6:00  Politics and Culture

The Generative (Bio-)Operation of Nationalist Discourse: The Anti-American and Anti-Japanese Protest Movem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Beatrice Trefalt (Monash University)

Kobayashi Yoshinori’s Sensōron: manga in Japan’s battlefields of history

Lauren Richardson (Monash University)

Japanese history text book controversy: A Content Analysis of Newspaper Coverage

7:00  CONFERENCE DINNER (Fedeles Italian Restaurant)

 

 

会议流程（8月5日）：此处省略，请参见这里。

 

 

 

 

经过半个多月日夜相叠的写作，终于完成了五万余字的论文《“我就是女儿国国王”——或，为什么意识形态批判（者）是“女性的”》。

 

 

作为《一把插向心脏的刀——论意识形态批判之（不）可能》的续篇，本文通过一个具体的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之实践，来进一步地阐述作为哲学-精神分析之激进实践的意识形态批判，特别聚焦于它的“女性”内核。

 

 

本文所分析的对象为“三点一线”：以家喻户晓的文学经典《西游记》、当代同样家喻户晓的电视剧《西游记》（中央电视台）、以及晚近央视的《艺术人生》之“《西游记》二十年再聚首”节目为“三点”，以《西游记》中“女儿国”之叙事为“一线”。

 

 

这篇文章在学理层面上，处在政治哲学、精神分析、文化研究与女性研究的交叉点；而在分析对象上，则是针对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状况。

 

 

以下为论文目录：

 

 

 

“我就是女儿国国王”

——或，为什么意识形态批判（者）是“女性的”

 

 

作者：吴冠军

 

 

引言 当代大众文化中的《西游记》

 

一 “我们都是症状”

 

二 “我们都是女儿国国王”

 

三 “我就是女儿国国王”

 

四 “我们只做一件事，那就是谈论爱”

 

 

 

有兴趣的朋友请告知我，我会将论文寄上，以期批判性的教正！

 

 

谨以此文，向电视剧《西游记》的所有剧组人员、艺术工作者致敬，特别，向杨洁女士（《西游记》总导演）与朱琳女士（我心中永远的“女王”）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