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在师大，蒙陈赟学兄赠送他的新著《天下或天地之间：中国思想的古典视域》，虽其中大多文字都已读过，但拿到该书，还未翻卷就已爱不释手！最近刚又看到陈赟兄对我前些日在南京大学关于儒学的那场讲座所写的指正性文字，既精要且精到。这些年我在研读国学典籍时，陈赟兄的著述时时带给我手舞足蹈般的惊喜与佩服，此次亦然。这几日我因为家事所困，竟无半小时自由时间（起床即要出门，回家就已午夜……），当会尽快写出我思索后的一些想法。

 

 

 

 

 

6月22日，与海裔、吴冠军、柯小刚、郭美华、刘梁剑、成守勇等在思想所小聚，冠军先生以其在南京大学马克思论坛上的演讲《实践“不可能”——或，为什么儒家遗产值得捍卫？》相赠。冠军兄此文极为精彩，涉及内容也很多，对我启示也良多。此篇论文部分内容与拙作《中庸的思想》相关，我回家阅读后，遂有些感想。与冠军兄分享。

 

 

冠军兄：

 

 

谢谢惠赐大作《实践“不可能”——或，为什么儒家遗产值得捍卫？》。你从真诚性危机的角度诊断现代性本身的内在问题，由此触及到实践“不可能”的困境。我个人非常认同，觉得这是一条具有生机的思路，之所以如此认为，我是觉得现代文明的底板构成或基底构成实在是虚－伪，此一虚－伪的结构根植于语言、概念与实在的现代关系形态之中，与此相关的是，真诚性与真实性的分离——或者以正面语言的来说——二者之间的畛域性的自律，乃是现代的一个基本要求，或者说，是现代性分化过程的一个产物，这后面弥散着的是业已变异的古希腊的空间思想，在文化自身的整合过程中作用之突出。您通过哈贝马斯而坚持真诚是与真实、正当鼎足而三的有效性宣称，实际上提出了真诚的问题在现代思想－文化－文明中的结构性位置，其实对此的进一步思考，必然要超越沟通行动理论所能承载的负荷。

 

 

在引入儒家思想资源时，您试图从主体性（成己）、主体间性（成人）与客体性（成物）三个角度理解儒家思想的真诚性思想，确为兄之卓见。当然，这是在现代语境，在思考实践之不可能的语境中的创造性转换，因为，您的这样一种理解，其实是立身在主体性思想为底板的现代文化的地基之上的，但这样一来，中庸思想的那个相对于现代性的古典性的维度就不容易显现，也就是说，中庸或先秦儒家思想中有一些不能够由主体性思路所穿透的内涵，很可能随着我们立足于现代性视角的创造性转换，无以立身。因而，我的一个叙述策略性的建议是，不妨反过来这样说，是真诚性给出了主体性、主体间性与客体性的相关关联或统一的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真诚性的问题，就会发现真诚性的问题在现代思想中应有的核心位置，当然，这种位置不是一个描述，而是从规范性的立场所开启的一个可能，甚至您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宣称”——当然，它具有宣称所不能穷尽的内容。

 

 

我完全同意君子的到来品性，我想这也是我在《中庸的思想》中一再坚持的东西，我那本书的最初书名就是《到来的中庸》，这一命名可以看出我对到来性或可能性这种进行时态或者说现代进行时态与将来进行时态而交织成的叙述方式的关注。由此而使得实践之不可能的思想在此得到深化，不管是成己、成人还是成物，这里叙述得以展开的最基本内核仍然是进行时态中的“成”。但对“成”的理解，还必须涉及到与“生”的关联，人的实践以“成”为主体，但却不能是以“生”为主体，“生”涉及到“成”的源头，“成”必然是对“生”的推进与继承，而“生”在某种意义上不能从主体性的脉络来理解，而必须从天的视角才能得以理解——这正是儒家遗产与以主体性刻画自身的现代性的一个张力所在。“生”虽然可以在“主体”身上发生，但其最根本的来源却是“天”，“人”道在任何一种意义上都是“天”道的一个部分，但却不能反过来说，天道可以成为人道的一个部分，如果后者得以可能，那么它首先只能作为一个脱离了真实性的“宣称”而存在，然后才可以作为一个由宣称而推动的实践所固化了的现实而出现，尽管如此，一旦从真实性的脉络中来看，宣称必将还是宣称，即使它造就了部分的现实。这正是我坚持通过诚的实践所给出的世界为什么不是基于主体之人的意志与欲望而建造的世界、不是任何形式的创世，而是世界之自行给出的根本“道理”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以一种防御性的姿态面对将人理解为世界的创造者与建造者的观念的根本道理所在。您的论点恰恰是：“人－—无论如何——正是世界的制造或创造者”。我明白，我们甚至可以在某种事实上验证人作为世界的创造者或建造者的论断，例如在现代世界中，与自然（自己如此者）的终结相联系的正是人的创造者位置的现实化运动，但即便如此，来自自然的报复并不能由于创造主体（人）的创造而泯灭，所谓自然的终结，不过是人在终结自然，但自然并不会因为人的终结自然的活动而自身终结。否则我们才真正难以摆脱糟糕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思想模式对自然的理解。因而，当安乐哲、郝大维以创造性来翻译诚时，这里可能发生的问题，是诚的问题被置换的危险，也即他们所讨论的中庸与诚，或者说他们变异转换了的中庸与诚，具有一个源与流之间、体与用之间的过度紧张。对于《中庸》而言，人的诚之的行动虽然可以是一个位天地、育万物的行动，但毕竟不是创造天地与万物的行动，而只是一个“配天地”的行动，换言之，诚的主体是天（人之天），是人（天之人），通过诚而抵达的是天人之间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在整体上是一个生成过程的给出，而人的活动只是这个生成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与天毕竟有所分工。所以，当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时，诚的主体便不能仅仅从离天之人的视角来加以理解了。

 

 

先想到这么多，只是一时的感想。说出来与吾兄分享。